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最得意的莫过于总书记，最焦虑的也莫过于总书记。

　　习近平上台5年来，迅速地扩张个人权力；现在已摆好架势，铁定要在十九大更上层楼，故而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是十九大到底会开成什么样子，开出什么结果，不到会开完，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当年毛泽东的权力可谓大矣，然而正像最熟悉毛泽东心理的林彪所说：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这就是共产党专制和传统君主专制的区别所在了。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干纲独断，重大决策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一类规定。另外，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所谓天命，来自世袭，不是来自臣民的选举。共产党专制则不然。共产党专制，起码在理论上，在形式上，重大决策不是总书记或党主席一个人做主，而是要票决，要少数服从多数。总书记或党主席是党代会代表、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选出来的，也是可以选下去的。

　　因此，毫不奇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他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名分，他一定就不喜欢开会，尤其不喜欢开中央全会，尤其不喜欢开全党代表大会。

　　按照中共党章，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不开会的时候，总书记就几乎是总代表，整个党中央差不多都让他一个人代表了，其余所有的中央委员们都成了被代 表－－被他们选出来的总书记代表了。在不开会的时候，总书记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党的声音，其余的中央委员们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 致，只能发出赞同附和的声音；如果有异议，根据组织纪律，是不可以公开发表的，只能以某种不公开的方式向上面反映；更不可以互相通气串联形成某种集体的反 对意见－－按照共产党的规矩，那样做就是搞非组织活动，就是阴谋组织反党集团，是大忌中的大忌。

　　然而一旦开起会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开起会来，总书记的总代表性就打折扣，起码，他不能代表与会的代表们。总书记可以施展权术，力图主导会议，但毕竟，在会上，别人也可以发声，总书记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在会上，持异议者有了在会场内部合法地发表异议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互相通气并形成临时派别的机会。这样，在会上，也只有在会上，最高统治者才有可能面临其同僚们的挑战，他的某些决策可能遭受批评，可能被修正被否定，甚至他本人都可能被迫检讨乃至被迫下台。

　　简而言之，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党代会或中央全会都不开会的时候权力大，在开会的时候权力小；所以共产党领导人必定是不喜欢开会的。

　　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56年中共举行八大。按照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党代会五年一次，照理说就该在1961年举行九大，可是从1958年起，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党内对毛也颇多非议，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实力上升。毛担心如期召开九大，很可能权位不保，被刘取而代之，所以毛硬是顶着不开，一直拖了十三年，等到1969年把刘少奇一派彻底打倒后才召开九大。

　　毛不但不喜欢如期召开党代会，他也不喜欢如期召开中央全会。从1956年到1959年，毛认为形势不错，仅仅三年就开了8次中央全会；但等到了1960年，毛发觉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没开中央全会；1961年、1962年又各开了一次，然后一直停开了4年之久，直到1966年8月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应该说，毛运用权术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开不开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当他觉得开会对他不利时，他就尽量拖着不开会。

　　毛死后，中共有鉴于毛时代的教训，对党国体制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例如规定了任期制，另外，对定期召开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也变得比以前更严格。如今的习近平虽然比江胡更强势，但是他绝没有力量随意拖延会期，推迟开会。

　　习近平上台后，在反腐败的名义下，展开了一场自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官场清洗，由此也引发了中共高层自六四以来最激烈的权力斗争。一方面，习近平的个人权力达到高峰；另一方面，党内的不满和潜在的反对势力也达到高峰，他们必定会把十九大视为反击的最后机会或最佳机会。我们可以说，十九大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暗潮汹涌、最充满不测的一次党代会。所以习近平不能不最焦虑。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会前种种异乎寻常的大动作和诡异的高压气氛就清楚了。

　　固然，在49年以来的中共党代会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对势力翻盘的先例。未来的十九大，反对势力翻盘也只是一个小概率。但无论如何，中共高层的激烈权斗早已暴露无遗，独裁者的权力是建立在臣民的恐惧而不是建立在拥戴之上的这一本质也早已暴露无遗。正像我先前指出的那样，一个建立在普遍恐惧之上的极权统治，可以是最强大、最稳定的；但同时它又是最虚弱最不稳定的。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但是全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全党的灾难。结束这样一种制度，不但是全体人民，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党员的无可推卸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