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新建村一场大火，毁灭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寻求幸福之路的美梦。随着这场大火，北京展开了大清理行动，受到驱赶的则是那些被称为“低端人口”的社会最底层人士。如何看待此一事件，记者就此采访了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

　　记者：中共十九大刚刚结束不久，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 ”的口号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然而，北京大兴的一场大火却改变了整个局面，如今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受到驱赶的对象。请谈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夏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十九大，中共要回复到它所谓的“原点”，要回复“初心”，不断地强调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十九大结束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在皇城根脚下就开始对普通的民众，它所说的“低端人口”进行大规模地驱赶。有人说涉及到几十万人、涉及到几个区。几十个社区现在遭到清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根据我的感觉，恐怕中南海的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国社会里边有一些危机，这些危机不断要找到要清除、要排除它所说的“热点”或者“引爆点”。过去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这些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对它来说比较难以管理。一方面流动人口很大，另外尤其在北京，有一些访民，也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立足点或者可以租下一些比较便宜的房子。而且北京的访民也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会。因此这些都可以引发中共高层的担忧。

　　据一位朋友跟我透露（他跟北京方面有一些非常确切的消息），其中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在许多地方已经显露。社会的不稳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所以中南海进行了几次预演。一个预演就是担心外国对中国进行禁运、尤其是食品禁运、粮食禁运，中国该怎么办？所以它有一些沙盘推演。另外，如果中国经济危机风潮已经到来，下面这些人口出现各种风潮又该怎么办？是不是能够控制？是不是能够驱赶？等等。所以恐怕北京的驱赶，更大程度上是北京在演练、甚至给全国做出一种楷模，就是：怎么样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能够大规模地动用执法机构，甚至未来可能动用军队，对人群进行某种驱赶或者镇压、或者控制。所以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对大兴区发生火灾进行安全的排查，这种安全恐怕更多地涉及政体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整个地认为对国家能否维持稳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更大的因素在里边。

　　记者：低端人口，这个名词的出现，引发了多方质疑。应该怎样理解“低端人口”这一概念？为什么“低端人口”遭到强硬驱逐？

　　夏明： 在任何社会总归都会生出不同的社会分层，有些等级 。 有上层的、或者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或者是下层阶级。这是社会分层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种社会分层有两个特征：一个基本上是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你的经济收入可以提升，往往你的社会地位也会得到提升。还有就是社会结构往往是开放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人群的流动，像有的人给的名词叫“社会的升降机”，就像个电梯一样的，它会有上有下。所以有人在社会的奋斗过程中会升迁，有人会往下变得更失败。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

　　但是中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千年以来的户籍的控制。今天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根本的标准，不在于经济标准，更多的标准是户籍标准。你可以看到，北京出动的警察，党卫队带着铁锹、带着榔头，带着锤子，一个个地把玻璃窗、橱窗全部砸掉，把电线拔掉，把供水供暖切掉。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不只针对个人、一家人，或者是有选择的行动，而是把整个社区给铲除。而社区里边，其实很多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主要是用户籍针对那些在北京没有常住居民户口的人群，任意地把他们变为“低端人口”。这个“低端人口”的标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千年的、从秦朝以来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通过这种对老百姓在某个地区出生生长，不鼓励你流动、迁徙。这样就把人控制了起来。所以“低端人口”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也就是千年的王朝控制社会、控制人口的根本方式。就是你在什么地方，“生于斯，也要死于斯”这样的思维。它是完全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反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共这边有长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说：适者生存。就像自然界一样，大家进入一个丛林世界，一种自然选择、一种淘汰。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其实尽管中共好像认为以工农为基础的初心，但是它最终的一个心理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种“成王败寇”的思想，这种封建的思想跟西方十九世纪工业化早期出现的一个非常反动的、用生物学的角度把世界、把国家当成一个生物有机体，这样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就对所谓的比较贫穷的人口、或者跟它的特权阶级相对来说，比他好像在社会地位上、在权力上、经济收入上低一些，他们对他就有一种特权意识或者一种歧视心态。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营造出一种气氛，就是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中国的城市中产，或者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他们对外地人口也有某种鄙视、或者瞧不起的心理。这在北京或上海尤其明显。当然其实你走到任何省会城市，都会感觉到这种层层的歧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低端人口”，它是一种违反社会规律的、一种任意地，一方面受中国的千年王朝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影响。所以就制造出这种非常荒谬、而且是悲剧性的这种概念。

　　记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权力极具扩张的国度，社会底层人士受到任意凌辱。他们可在瞬间丢掉一切，您对此作何解读？

　　夏明：任何的人群的流动，它的社会的发育有它内在的规律和家庭的演变、迁徙。而这些迁徙涉及到农业的变迁，比如说到工业化过程或者城市化的过程，农民会追求就业，会被大都会的新的机会所吸引。所以小城市地方也会往大城市地方迁徙等等。这在社会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社区的建立都会有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的规律的。

　　如果现在在北京有几十万人以清理“低端人口”这个概念走下去的话，尤其要涉及外来人口的话，恐怕会涉及到两、三百万。其实这两、三百万人，他们在社会的空间里边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投入产出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费用正好适合他们的需求，他们可以支付的。同时他们的回报，他们可以做出贡献，可以找到就业，可以在整个社会经济运作中创造自己的财富，然后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创造自己的家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外来人的社区、他们可以兴旺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在清理“低端人口”的过程中，砸了很多商铺，关了很多的饭店，也关了很多的小企业，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最根本的就在于国家的主义至上，它用国家的全能打击在破坏社会的发展。这里就可以感觉到中共现在一种意识形态（陷入）一种崩溃和破产的边缘。因为如果共产党不忘初心的话，共产主义这个词汇“communisme＂，就是要以社区为基础，社区为根本的权利中心，这样来管理大的国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就是说：如果你要搞社会主义的话，“社会”应该是最根本的，应该是至上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个共产主义，要彻底消除这种社区的自治性和它内在的规律。中国搞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作为它进行权力运用的对象，专政的对象，摧毁的对象。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挂羊头、卖狗肉。它现在做的一切，最后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了党权、为了它的国家至上，它对社会利益的完全漠视、可以任意地凌辱。这里和中国两千年的王朝专制其实完全都是一脉相承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莫非王土”，就是所有的土地全是它的资产。它可以控制、垄断国家的土地，就可以对老百姓进行任意的驱赶和剥夺。因为它握有土地权。所以就可以看出，中国国家主义、全能主义的完全地喧嚣尘上，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记者：现在又到了年底，到了大多数农民工返乡探亲的日子。这个时候，北京政府采取的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将会引发怎样的效应？

　　夏明：我刚才讲到中国现在其实已经在出现一场、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隐性的经济危机，它的显性在不断地出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农民工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受到剥削的根源。所以每到年底，往往很多农民工的工资到了年底才会结算。在过去中国经济非常好的时候，经常有农民拿不到工资。中国不断地有悲剧（发生）：农民爬到高压电的电线桩上去，或者塔吊车上，有的是从楼上集体跳楼要自杀来讨工钱。如果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农民要讨工资都非常地难，今天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冬季，我相信，更多的企业更不会给农民工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或者讨工资的事件引发起的冲突也会增加。

　　我相信北京做的这个事情有一种示范作用，因为有北京皇城根下的行动，所以会给全国带来示范效应。我相信在年底，尤其面临着外来民工要跟企业主讨薪的过程中，又会引发起一些冲突，恐怕中国的各级政府会对这些外来人口进行又一次的驱逐。一方面是解决它的所谓社会和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其实也就是把社会的目前的经济的一些危机，最后的代价全部转嫁给农民工，由农民来负担。所以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下，把”低端人口“以一种可恶的、或者就像害虫一样的名声，让他们引起厌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各种的社会矛盾或者问题往他们身上推，或者把他们作为牺牲的人群，来承担中国整个发展的各种代价。这恐怕是对于中国生活在一个比较社会的底层的人士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中国现在的贫富差异已经超过美国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批评的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而中国的财富集中、尤其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财富急剧地垄断在寡头的集团手中，也就是郭文贵在海外爆料中所说的”盗国贼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出，对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来所，当好日子已经过完，现在经济逐渐进入到寒冬的阶段，恐怕更难的日子还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