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国内外引起争议。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荣誉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两年前曾经出版《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当时他形容中国是“近乎极权”，但现在他认为要修正为“完全极权”。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则认为，中国有别于其他一党国家，能够解决国内问题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够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国来，他属于对中国崛起立场较温和和正面的学者。

　　然而两位学者都认为，如果中国只有一人掌握权力，会带来风险和不稳定性。

　　修宪争议

　　面对修宪争议，中国有自身一套论述。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表示，修宪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而目前中共党章对总书记、军委主席，以及宪法对军委主席，都没有做出“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规定。他认为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做出新规范，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不过，两位欧美学者均认为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

　　来自挪威的社会学者斯坦‧林根表示，修宪是一件“大事件”，因为是正式确认中国的领袖拥有“绝对权力”，让习近平成为“唯一”的领导，斯坦‧林根形容这是“危险的一步”，没有人能制衡领导人，或会令领导人“犯错误”，或是变得过于自信去采取“具冒险性”的政策，一方面加大在国内的管控，或会造成国内系统的不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国外亦会变得霸权。

　　虽然《人民日报》称今次修改国家主席任期，“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但斯坦‧林根认为这次修宪明显是发出信号，表示没有人能够挑战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斯坦‧林根认为，习近平目前的权力地位媲美毛泽东，没有人能够超越，或是与他并列。不过两人之间存在两大分别：第一点是中国已经富强起来，经济资源与军事实力比以前还要进步；第二点是行使权力上，习近平比较“具策略性”和“审慎”。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Clayton Dube）认为，今次修宪并“不是这么大的一件事”，他解释说：“党总书记、军委主席的职务更为重要，但没有任期限制，今次取消任期限制的是国家主席，相当于一个仪式头衔。”他亦提到，当年江泽民即使卸下国家主席一职，也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反映要掌权超过十年，不限于一个职位。

　　杜克雷不赞成中国把权力集中在个别人士身上。他认为，一个拥有全权的领袖或只听从少数人的意见，可能会误判形势，增加了不稳定的风险。他这点与斯坦‧林根想法差不多，不过他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出自今次本身修宪或是习近平身上，而是“体制的问题”。

　　“许多伟大的人即使聪明、有心有力，但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事情，仍然是一大挑战，所以领导人应该找人分担这份重要的责任。”杜克雷说：“如果你反对习近平，你是与整个体制作战……就算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但难保下一个不是一个坏的领导。”

　　习近平支持度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中国人民支持修宪和习近平，就应该尊重中国的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完全赞同”修宪，并指这份修宪草案“充分发扬了民主”，“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记者早前在两会随机采访多名人大代表，绝大部分均统一口径对修宪表示“非常支持”，认为习近平“领导得很好”，“希望他一直当下去”。

　　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修宪和习近平，难以有量化的参考，网上反对修宪的声音亦被删除，尽管仍有少数人——例如前著名报人李大同，公开表示反对修宪。

　　杜克雷认为中国国内有一些民众或因习近平提倡的“中国梦”而支持他。

　　“我认为他建构了中国梦，给予人民一个模范的作用，不单是与小康社会有所连结，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引和启发，这是一件好事。”但被记者问到，“中国梦”会否成为民族主义的煽动工具时，他表示有这个可能性，亦认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许会转化成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斯坦‧林根认为，有很多迹象显示，习近平有一定的支持度，但这种支持度，可能是源自习近平利用民族主义启发民众，引发民众的仰慕。如果形势有变，这种支持度或会大变。他认为“中国梦”只是民族主义宣传的其中一环。

　　习近平2013年提出“中国梦”时已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形容“爱国主义”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

　　管控宣传

　　在两年前的访问中，斯坦‧林根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名为“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意旨不需要严加打压，人民会“自发地”自我控制、自我审查，不会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造就一种错觉，认为“中国没有那么独裁”，但事实上一旦中国当局觉得有所威胁，是有能力采取行动压止。

　　斯坦‧林根认为，中国受惠于其经济发展以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管控模式也更加“现代化”和“成功”，例如无处不在的监控镜头，以及人脸识别技术，显示政府可以如何“透彻地”监控民众。

　　斯坦‧林根表示，中国在互联网管控上亦更具智慧，不单是禁止部分“不当”言论，而是主动渗透一些充满党的意识、由上而下的想法，做法愈来愈高明，外界难以辨别这些意见到底是来自平民还是政府。

　　中国称，这些管控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安全”，避免影响社会和谐，防止谣言散播。中国公安部门透过监控系统缉捕罪犯也时有所闻，但有时则被批评是用来监控异见人士，打压他们的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爱国式宣传愈来愈多，例如近年的爱国电影票房甚为高涨。斯坦‧林根说：“我个人认为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奏效，当然，人民不是愚蠢的，可以看得出这些宣传有多笨，但如果这些宣传每天都存在，它是有影响力的，它未必直接说服你，但会麻木你的意识，如果我们低估这种看似没有效的宣传模式，这是错误的。”

　　新华社评论指，爱国电影能够成功、票房高企并不简单，不能带有偏见地漠视观众的热爱，并引述演员称，这部电影不是所谓“宣传灌输”，而是中国的“爱国主义”。

　　体制问题

　　杜克雷说中国面对许多很大的问题，例如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他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亦致力应对这一系列问题，中国有别于其他一党国家，能够解决“一些国内严重的问题”，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够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国。

　　如果不走西方民主的道路，中国应该怎么走呢？

　　杜克雷认为，无论是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还是军委主席，这些重要职位，应该设有任期限制，并制定一个较为稳定的机制，让贤能继任、权力顺利过度，这种机制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系统，但需具备一定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

　　他说，近年的中国领导人，大多经过前任领导及党内元老商议，这种做法或有问题，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有能力发掘胜任的领袖。

　　“我个人觉得，中国在培育领袖的能力方面十分成功，可以有十分胜任的人选，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完美，一些人或涉贪，但中国有能力培训和审核领袖。”杜克雷提到，中国地方官员任期不会太长，反问为甚么整个国家的领袖不应该受到限制和评核。

　　斯坦‧林根预言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强硬管治模式不会有所软化，而在英国、欧盟、美国的现况来看，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正在“挣扎”中，中国的“成功”或会间接影响其他国家。

　　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权力集中能够减少政治争拗，让政府更有效率。斯坦‧林根反驳指，中国政府目前并非“有效率”，而是因为坐拥庞大资源而可以处理很多事情，他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指，中国在管治效能方面，与西方民主国家仍然有一段距离。他认为如果以长时间来看，“民主”是更为有效，对人民有利的方法。

　　国际问题

　　斯坦‧林根认为，如果中国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领导人或会变得更强势，在国际上变得更为霸权，干预别国内政，或会与其他国家有冲突。

　　他说目前已看到这种趋势，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或国家，不能够轻易得失中国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

　　他举例说，知名汽车公司梅赛德斯‧奔驰因为引用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名言而向中国道歉；万豪酒店把香港台湾列为“国家”要道歉；挪威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个本以民主、人权自豪的国家，需要承诺不提及影响两国关系的事情。他说，在经济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构想，令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中国，亦在世界各地设有孔子学院，务求以软实力“把中国故事说好”。

　　也许，欧美学者的说法会被视为“中国威胁论”。中国外长王毅说，“中国威胁论”“不得人心，可以休矣”，他形容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减贫事业”的主要贡献者，“只要不怀有偏见，不奉行双重标准，从中看到的绝不是甚么威胁，而是满满的机遇。”

　　杜克雷说，习近平与欧亚、东南亚等国家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整体而言是表达“正面的思维”，但他同时点出“一带一路”面对、“负债”等众多批评，但他相信习近平明白这些关注。

　　他认为，中国崛起不能够牺牲别国利益，否则会自然而然地引起别国抗议，中国或需要更强调，“一带一路”这项计划如何成为其他国家的礼物，并不仅是有利于中国。他相信中国国内有良好的发展，最终全球也能够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