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中国内地历史学家洪振快先生的《中国是怎么走到习氏修宪这一步的》被境外华文媒体广为转载，该文中详细回顾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数部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关键内容。洪振快先生回顾说：1982年宪法关于任期制规定的由来，与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意图废除职务终身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有关。其出台经过是：1980 年 2 月，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同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被称为“8·18讲话”），明确表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在2个多月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明确了国家领导人每届任期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四年半前的2013年10月15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在习近平率众亲属出席的“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赞说：习仲勋曾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1981年6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与宪法修改工作，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主持法制委员会审议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草案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改草案，并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落实宪法相关规定，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健全了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

　　请注意，李建国这里说的“健全了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把包括国家主席及副主席，以及国务院领导人的任期和任届制制度化、法律化。

　　据当时在习仲勋直接领导下参与过包括八二宪法在内的一系列立法工作的高锴先生回忆说：　“‘文革’后，笔者有幸参加全国人大的许多会议，直接看到、听到主持人大工作的彭真、习仲勋、杨尚昆、彭冲等中央领导同志苦心思虑，讨论总结经验教训，防止‘文革’这类错误重演。他们无数次告诫大家，一定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也就是说，要坚持反对‘人治’，反对‘以党治国’”。

　　高锴先生正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开始全面复辟“以党治国”的大背景下撰写了特别强调邓小平从来反对“以党治国”的回忆文章。按照高锴先生的说法：邓小平在1941年就写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布到我们党内来”。现时，有人仍坚持主张用宪法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用法律来要求人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这正是“以党治国”观念的翻版。

　　前述洪振快先生的文章中也介绍了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任届限制的基本精神是废除职务终身制和防止集权及个人崇拜，这在邓小平的“8·18讲话”和以后的讲话都有明确论述。在“8·18讲话”中，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还说，“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高锴先生发表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回忆文章说还特别提及了深受毛泽东独裁专制之害，复出工作后仍然心有余悸的习仲勋生前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回归毛泽东“，甚至是”文革复辟“。

　　八二宪法出台过程中，一次人大会议的会间休息时刻， 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仲勋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

　　习仲勋仍然心有余悸地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果不其然，习仲勋生前最为担心的事情终生发生了，而且如今坚持要搞“文革“复辟的所谓”毛主席这样的政治强人“居然是他习仲勋自己的儿子！

　　前述洪振快先生的文章中引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2017年11月，也就是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习近平修宪已经秘密启动的背景下发表的文章，认为宪法中存在某些根本制度、原则与精神不得修改，而宪法中的任期限制规定正是体现宪法原则和精神的部分，在不得修改之列。

　　洪振快先生同时引用的另外一位学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虞崇胜在2017年初公开的发表文章认为：从理论上说，1982年宪法任期规定的漏洞已经得到弥补。到2006年8月，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已经全面建立起来，即同一领导职务最多只能连任两届共10年，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最多不超过15年。如果加上“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和退休制度，相关规定已经完备。

　　洪振快先生总结说：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对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已有普遍共识，并且深入人心。前述两位学者的文章中的看法，是知识界的基本认知，也代表知识界的良知。可以认为，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中国学术界大部分人的真实看法。但在本次修宪过程中，国内学界只看到学者表态坚决拥护修宪主张，几乎不见任何公开质疑和批评……

　　洪振快先生是中国内地少有，甚至可以用“极个别“来形容的在当今政治形势下仍敢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独立学者，但文章写到最关键处，也只能是“点到为止”，文章内容事实上并没有回答出文章标题提出的问题：“中国是怎么走到习氏修宪这一步的？”

　　而转载此文章的数家华文网媒的众多网友跟帖笔者大致浏览了一遍，其中网名“亮油”的跟贴只有八个字：“江山易改，奴性难移”！真可谓一言以蔽之。

　　一年前的三月十日，针对王歧山代习近平发声，第一次重新喊出毛泽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王歧山：必需旗帜鲜明地否定邓小平！》，被网友调侃为“标题党”。

　　从那以后到习近平如今以顺利“修宪”，全票当选为标志的彻底否定邓小平、全面复辟毛泽东，只花了一年时间，整个过程不但是无惊无险，而且顺利到了令习近平完全没有体会过那怕是一丁点的当年毛泽东为实现个人独裁而必须不断“与人奋斗”的胜利快感。何以至此？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沉简的《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一文给了答案：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脊梁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软骨头甚至为虎作伥……。    不仅民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的生活教条深入人心，高级知识分子里的无耻之徒丝毫不比普罗大众少。上古就有在"指鹿为马"的当口曲意奉承、吮痈舐痔的臣子；当代有郭沫若这样满腹诗书的墙头草；更可怕的是像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最良好科学训练的钱学森也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为"亩产十几万斤"这样尽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谎言摇旗呐喊，而且还舔着脸发"钱学森之问"——殊不知我们没有科学、人文社科大师的第一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性地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这和知识无关，和人格有关。 这样的犬儒和无耻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当属首要原因。从文字狱到株连十族，当敢于"一士之谔谔"的人被消灭的时候，负淘汰的结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诺诺"。在这种千年严酷的条件下，人们甚至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强迫加入谄媚奉承的大合唱。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在做“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就是习近平所深谙并令他复辟毛泽东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