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司法部大楼。（2018年12月7日）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涉嫌在美国境内威胁一名“红通”人员及家属的8人提出起诉。长达43页的起诉书指出，在2016-2019期间，这8人为中国政府工作，利用用各种方法跟踪、恐吓、威胁一位“红通”人员及其家属，以迫使其回国接受调查。

纽约东区联邦代理检察官塞思·杜查姆（Seth DuCharme）在公布案情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未通知美国当局并与之合作的情况下，在美国领土上采取国家授权的行为，也不能容忍他们为接近其目标而进行的非法骚扰和跟踪行为。

“红通”观察人士发现，美国大约在七、八年前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采用非法手段，威胁、逼迫美国公民或是合法居民非自愿回到中国，这种境外执法事件近年来愈发增多，不但严重侵犯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权，同时也践踏了美国的法律。

旅美“红通”人员David的故事

就在美国司法部公布此案的当天，美国之音记者从一位“红通”人员那里了解到他在美国被中国政府雇用的人员跟踪与威胁，以及家人被牵连的故事。

2018年年底，一名白人男子拿着David（化名）的照片找到他的房东询问他的情况。David得知后立即报告FBI，后者调取了其公寓大楼的监控录像。

2019年1月，又有一名白人男子拿着David的照片，在一位中文翻译的陪同下，来到David在德州的家，并向他太太介绍说，他们是FBI派来保护David的。David得知后立即报告了FBI，但FBI否认有此事。不久，FBI找到David，让他指认一张照片中的人，David认出照片中的人是他曾经在生意上的朋友X。

据David本人介绍，他是被中共追捕的“红色通缉犯”，来美之前曾经是武汉的房地产开发商，2002年，他因一块地与当时的武汉江岸区常务副区长蔡杰发生矛盾；2007年，又因另一块地与升为江岸区区长的蔡杰再次发生矛盾。从此，蔡杰就处处为难他和他的公司，并扬言要让他坐牢。2009年，David带着太太和儿子举家来到美国。

据中国媒体报道，蔡杰2019年8月被查，2020年3月被“双规”。日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蔡杰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017年初，David在国内的一个弟弟突然给他打电话，说他8年前存在贪污行为，劝他回国接受调查。之后，武汉公安局不断派人对David的两位弟弟、母亲、以及他前妻的父母一家人进行骚扰和威胁。

David说，2018年3月，他的的小弟弟被抓，年迈的母亲经不住长期的恐吓而患脑溢血，临终前申请见儿子被拒，2018年5月去世。David的另一个弟弟去公安局查询David到底犯了什么罪，公安局起初的回答是他贪污了200万，后来又回答说贪污了90万，最后说不仅有经济原因，而且涉及政治原因，具体说就是David在海外颠覆国家政权，必须回国，否则就让他的小弟弟顶罪。美国之音向武汉公安局查询此事，无人回应此事。

David说，他的小弟弟被抓之后至今两年多，从未能获得与家属和律师见面的机会，因此没有人知道他的近况。此外，他前妻父母的个人账户被全部冻结。前妻的弟弟原来是国企干部，如今被调到检察院工作协助调查；祸不单行的是，前妻的父亲之后查出癌症，母亲因精神失常而住院。

与此同时，身居美国的David也未能幸免。David称，他因受到中共海外人员的骚扰和恐吓而不断搬家。他从不敢把家庭地址告诉外人，即便朋友也是如此。但是，中共还是通过他过去生意上的朋友X找到了他。

据David介绍，他们先是抓了X半个月，X家人花了很多钱才把X保出来，然后他们又迫使X出钱在美国找私家侦探寻找他。David表示，因为X曾经告诉过他，中国政府逼他出钱找私家侦探的事，所以FBI给他看X的照片时，David就明白是X掏钱请的私家侦探找到了他。

David表示，他最初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直到2017年初，他接到弟弟电话之后，请律师写信询问国际刑警组织，才知道自己在2016年就上了“红通”名单。在律师的建议下，David向FBI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估计，中共所说的政治原因是指他在海外参加政治活动，比如他在2009年12月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名，而且在2016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党。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2018年1月31日发表了“中国：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人员家属”的文章。文章指出，该组织对5名“红通”人员进行访谈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实施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而且逼迫“红通”人员的家属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劝说他们返回中国。David就是“人权观察”提到的5名“红通”人员之一。

人权观察的研究揭露，“中国当局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为借口，用各种方式故意骚扰红色通报人员的家属，公安、检察人员常访问或传唤他们的亲速，却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还威胁他们若不配合劝说红通人员返国就要加以逮捕。”

FBI局长：对美国自由、人权和法治理想的侵犯

2014年，中国公安部部署执行的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澳门）的人员的专项行动猎狐行动；2015年又启动天网行动，缉捕逃到海外的贪官。2015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了“百名红色通缉令”，追捕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

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上了红色通缉令的远远不止100名。David告诉美国之音，他不在这百名之内。据公安部公开信息显示，至今，猎狐行动天网行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逃犯3,000多人。

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调查记者扎克·多夫曼（Zach Dorfman）2018年3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深度报道《失踪》。其中，多夫曼分析了肖建华从香港四季饭店被带走、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从泰国被带走、王炳章博士在越南境内被绑架回国，以及其它未被关注的案例。

多夫曼认为，中共进行全球绑架，逼迫威胁其公民或是前公民回国已经有很多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启动之后，这类事件越来越多。他们的目标包括成功的商人、前政府高官以及持不同政见者。

多夫曼指出，美国政府早在七、八年前就注意到一些居住中国公民在美国失踪的情况，并且有证据表明，这些失踪者是被胁迫离开美国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越来越担心，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今年10月28日，美国司法部公布对8人的指控时，多夫曼并不感到吃惊。

纽约律师高光俊特别指出，中国政府说的“红色通缉令”是一种容易让人误解的说法，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红色通知”（Red Notice），它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之间互通信息互相协作的一种“国际通报”。国际通报分为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和黑色五种。中国政府所说的“红色通缉令”指的是“红色通报”，它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缉拿要求，只是要求各国协助缉拿，查不查在于各国自身的法律。高光俊律师说，美国司法部指出，在美国不能用“红色通知”来指控或是逮捕任何人。

10月28日，美国司法部对外公布这个案情的时候，同时也引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此案的评论。他说：“在美国本土，中国政府大胆企图用监视、威胁和骚扰我们的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是中国在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各种盗窃和有恶性影响的运动的一部分。” “联邦调查局将尽力调查和击败中国政府的这些残暴行径，这是对美国自由，人权和法治理想的侵犯。”

中共利用“红通”迫害异议人士和企业家

不只是在美国，在德国，“红通”人员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以新疆人权捍卫者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为例，他就是因为政治原因上了“红通”名单，21年后才被撤销。

1999年12月，逃亡在德国的人权活动者多里坤·艾沙接到在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者魏京生的邀请，让他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介绍新疆的人权情况。他去办签证时，突然被带去警察局。从警察那里得知，他在1997年就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

多里坤·艾沙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曾经就读于新疆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1988年，他成为新疆大学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988年6月，艾沙因为在乌鲁木齐组织“民主”运动遭到当局软禁。1988年，他在毕业之际被新疆大学开除。1997年，艾沙逃离中国赴欧洲寻求庇护。

中国政府也正是在此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艾沙的红色通缉令，指控他杀人、抢劫。“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艾沙的罪名又变为“恐怖分子”。但是，艾沙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的指控没有任何证据。

2018年2月23日，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人权团体“公正审判”（Fair Trials）发布消息，表示经过向国际刑警组织确认后证实，艾沙的红色通缉令已经被该组织撤销。

多年来，虽然艾沙所居住的德国和他去过的国家并未执行这份通缉令，但是通缉令还是限制了艾沙的自由出行。艾沙告诉美国之音，德国警察对他说，他们知道他曾经是学生领袖，所以不会执行通缉令，但如果他离开德国，很难保证别的国家警察不会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去做。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艾沙并不是个别案例。仅仅因为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到该部骚扰、任意拘押和酷刑者不计其数。

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调查记者扎克·多夫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发现，有一些人似乎并不像是猎狐行动天网行动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看上去并不是很有钱或是知名人士。

据纽约移民律师高光俊介绍，近年来，他的客户主要是逃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红通”人员。他在仔细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百名红色通缉令”名单后发现，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贪官，而是民营企业家。

高光俊说，其中很多人是无辜的，是中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些人根本没有介入政治，只是被官场斗争所牵连。中国政府往往以贪污行贿罪来追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割韭菜”，把他们的个人财产收归国有。

此外，高光俊个人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组织，二战时，其总部搬到柏林，被德国纳粹用来迫害犹太人。二战后，共产党国家又利用该组织迫害异议人士。美国一度曾退出该组织。直到后来，国家刑警组织通过新的宪章，明确规定不参与政治迫害，美国才重新加入。

高光俊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际组织不断进行渗透和控制，并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达到迫害中国企业家和政治异议人士的目的。这个新的情况已经引起西方媒体和政府的重视。

“红通”人员及其家属人权无法保障

人权观察曾多次报道“红通”家属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红通”人员和家属的骚扰，不仅存在违法行为，更是严重违反人权，比如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肆意逮捕或是传唤红通家属，冻结相关家属的个人财产，禁止其家属和亲戚出国，以及酷刑等等。

多夫曼说，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中国有正式的渠道来追捕“经济逃犯”。2015年，中国官员向美国提供了他们希望将其驱逐回中国的一份名单，大约有近200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同意与中国加强在遣返逃犯方面的合作。

高光俊律师强调，无论是中国政府自己颁发的通缉令，还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知”，在美国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是不可以直接用来指控、逮捕任何人的。于是中国政府用他们自己的途径来追捕这些“红通”。为此，高光俊把中国政府在美国追捕“红通”的途径总结为五条：

1，通过在美国的外围组织来对这些人进行施压。这样的外围组织包括同乡会、商会、孔子学院等，它们基本上成了中国政府驻美办事处，类似中国各省份的驻京办。这些组织首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中共勾结起来，为中国政府提供服务，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的机会；

2，花钱，雇佣私家侦探。这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法，这些年，美国加拿大吊销了不少私家侦探的执照，也多与这个有关；

3，不断派人过来，有的是认识的人，有的是家属，逼迫这些人过来做工作；

4，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特工过来，直接恐吓威胁，要他们回国。

5，把这些人的亲属作为人质扣押起来，有的被逼得自杀，有的因此家破人亡，用中纪委的话说，不管你办案方式，只要把人给弄回来。

高俊光律师说，在此次司法部公布的这个案例中，这些途径大部分用在了受害者身上，外围组织施压、跟踪、从国内带着家属过来、用家人做人质等都用上了。

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红通”人员及其家属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家敌人”， 再加上“红通”及其家属不太愿意对外提及他们的事情，因此，他们的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都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