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中共现任省级地方政权的一把手都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甚至已经连任了两届中央委员（也有各别已经连任三届者）相比，这位不久前才被提拔为省委书记的景俊海仅仅是个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而从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间隔着中央委员这一“级”。

　　其实，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因为“不拘一格降人才”，从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跃升本届政治局委员或者书记处书记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个。比如，十八大上随着习近平的正式接班出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栗战书，在此前五年的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样，十九大上随着习近平连任总书记而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丁薛祥，也只是上一届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在十九上被“跳级”安排为政治局委员兼地方省级一把手的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有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希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此公在十八大上，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

　　笔者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曾在本专栏撰文《蔡奇如今要“三级跳”全因习近平当初提拔得太迟》。文章的背景是，被外界媒体形容为中共政坛里的“三非官员”，即非中央委员、非候补中央委员，也非中纪委委员的蔡奇被习近平抢在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先任命为北京市长；几个月后，又安排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郭金龙为他腾出北京市委书记的位置，继而让他在十九大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直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用当时香港报刊评论文章的话说，“晋升速度惊人，只有当年曾庆红可相提并论”。

　　笔者当时在如上文章中分析说：习近平“闽浙系”政治心腹蔡奇接掌北京市委本是预料之中 -- 从蔡奇被任命为北京市长那一天开始。因为是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五个月左右即宣布他“提前上岗”，接替郭金龙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 ，这种把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党委一把手赶在他退休之前，令他先行离开地方党委领导岗位，到中央部门随便安排个职务，以便为已经内定在下届党代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某个“接班人”腾出一个政治热身的位置来，已有先例可循。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被宣布调中央任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把新疆区委书记的位置让给了张春贤。接下来，张春贤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任满新疆区委书记五年后，张春贤又被宣布调任中央，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中央党建小组专职副组长。腾出的新疆区委书记位置，让给了已经内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全国。

　　不过呢，无论当年的张春贤还是日后的陈全国，再加上十九大之前已经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和陈全国、蔡奇一起等待入“局”的李鸿忠，在分别接替新疆和天津党委一把手的时候都已经是当届或者连任两届的中央委员，而蔡奇在十八大上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当上。所以一家海外网络媒体以《蔡奇主政北京 罕见的入局“三级跳”？》为题，分析这项中共重要人事安排。

　　该文中说：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蔡奇并非十八届中央委员亦或候补中央委员。如无意外，中共十九大上，蔡奇将凭借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意味他极可能由一名普通党员直接成为“副国级”的政治局委员，这种“三级跳”的情况在大陆政坛极为罕见。

　　其实，由一名“普通党员”直接晋升为副国级的人事安排，在中共政坛上不多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曾庆红，十四大上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但日后居然能够以非中央委员身份接替温家宝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职务。这个职务可比蔡奇在出任北京市长之前担任的、习近平亲自兼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职务，更为重要。

　　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位置上坐了四年之后，曾庆红在十五大上，由普通中央委员直升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笔者去年也曾在本专栏发表过《习近平的“之江新军”原来是这样炼成的》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分析了，2017年的习近平既然能够令号称代表全国近九千万党员的两千三百名党代表“高票”通过为他习近平本人量身打造的“十九大新党章”，那么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的高层人事安排，已经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了。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而十九大上所有的副国级以上官员的人事安排内容中，最能证明习近平之强势，或者说跋扈的至少有两例子：第一是李源潮的“下”和栗战书的“上”；第二应该就是所谓“之江新军”的最典型代表蔡奇的“三级跳”，从十八大的“三非”跃升十九大的政治局委员。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有外界媒体报道称，在仕途上“大器晚成”的蔡奇在2010年55岁时才跻身副部级，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但事实上，这个蔡奇被提升为副省部级的时间是2007年，具体职务是杭州市长。因为杭州市是所谓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 ”，所以它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副省部级。在中共政坛里，除了省委副书记兼任省会或者计划单列市的市委书记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有副省长被平调至该省省会或者说计划单列市市长的。比如，去年11月才以63岁高龄被习近平从云南省长位置上就地提拔为省委书记的阮成发，当年就曾从湖北省副省长位置上平调为武汉市长。

　　当年蔡奇被宣布为杭州市长的任命令是2007年4月正式对外宣布的，但事实上，当时对他蔡奇的提拔和对时任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的提拔，都是习近平离开浙江赴上海之前，向接替他浙江省委书记职务的赵洪祝交办的重要人事安排事项之一。

　　而目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还有一位是从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基础上“跳级”而上的，那就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黄坤明。

　　说起来，这位黄坤明是当年从浙江起家的卢展工向习近平举荐过的。习近平从福建省长位置上调任浙江的同时，从浙江嘉兴起家、在浙江担任过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副书记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卢展工，奉命接替习近平的福建省长职务。交接过程中，习近平自然少不了向卢展开询问浙江省的“干部队伍”情况。

　　习近平到浙江后没几个月，黄坤明由湖州市长位置上被升了半格，出任嘉兴市委书记。到嘉兴任职之前，黄坤明就已经于2002年10月，到嘉兴晋见了刚刚到浙江工作的习近平。当时，张德江的浙江省委书记职务还没有辞去，习近平暂时的职务还只是浙江省长。而嘉兴就是习近平被宣布为浙江省代省长之后，下基层视察的第一站。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把嘉兴选为到浙江后下基层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因为这里有中共一大召开的那条“红船”，为的就是“重温初心，坚定信念”。他对当时到场陪同的时任嘉兴市主要官员和奉召前来的湖州等邻近地方官员们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嘉兴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助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聪明的黄坤明从此就从这条“红船”在习近平心目中之重要，看明白了习近平的“政治担当”，到嘉兴任职之后，立刻把“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大规模修建当成“首要政治任务”。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又一次专程到嘉兴，由黄坤明陪同为去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埋碑奠基。从此，他黄坤明便成了习近平眼中的“党的宣传战绩的一把好手”。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2027年春赴上海接任新职之前，特别向接替他浙江省委书记职务的赵洪柱交待了安排黄坤明接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建议”。当然，同时也还交待了对时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李强和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的进一步重用计划……。

　　201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向习近平交班的同时，“团系”背景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有一大堆，除了李克强、刘云山、李源潮、刘延东，也还有汪洋、胡春华，以及被安排为十八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的刘奇葆等。但是，十八大闭幕不出一年，习近平即把黄坤明调进北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从那以后，无论是中共党内党外，都已经看出了习近平对刘奇葆这位“前朝遗少”的极不信任。所以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无论外界有多少个揣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新成员的版本，哪一本里都没有刘奇葆。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现如今，五年的时间又过去了，再推测明年十月出台的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即使是在扩编至九常委的前提下，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黄坤明会有此福分。这当然不是因为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不信任刘奇葆一样不信任黄坤明，而是因为黄坤明入局之后虽然在路线上紧跟习近平亦步亦趋，但实在是毫无个人建树。特别是在从去年初开始的抗疫宣传方面，他黄坤明主导的中共宣传部门的被动招架，相信不会令习近平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满意。所以，如果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要“论功行赏”的话，黄坤明自然会是无功而不应受禄。

　　所以依笔者之见，如今的十九届中央局里四个“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会在明年的二十大上“二上二下”：即陈敏尔和李强上，蔡奇和黄坤明下。届时的黄坤明兴许会和十八大之后张春贤或刘奇葆一样，或者是在后年三月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是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此一来，明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公布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至少会有三人出自当年的中共浙江省委，那就是习近平、陈敏尔和李强。而除了他们三人外，届时的政治局委员新面孔里，“浙系”代表人物除了现任湖北委书记应勇，应该还会有接替应勇上海市长职务的龚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