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下午，河南安阳发生特大火灾，至少38人死亡。习近平震怒，点名批评。但是，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并未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只是发出“指示”，派省长王凯到场坐镇。楼阳生干什么去了呢？据22日《河南日报》消息，视察郑州富士康园区。

可当日晚，富士康厂区爆发大规模抗议，大批警察赶来镇压，并持续至24日晨。有人被打伤、抓捕，人数不详。24日，富士康向离职的新进员工支付1万元，抗议平息，数万人离开郑州工厂。25日，郑州以防疫之名封城。

楼阳生为什么不去火灾现场而去富士康？为什么楼的到来并没有阻止富士康事件的爆发？我们把问题搁在这里，先说说富士康大规模抗议的来龙去脉。

10月中旬，郑州爆发疫情，富士康为赶工iPhone 14，并没有停工停产，而是实施“闭环管理”，把20万员工限制在厂区内，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密接可以不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否上班。但是，厂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包括“超过2万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等等流言四起，厂方只是否认流言，并未说明厂内染疫人数；另一方面，员工称物资缺乏，没有食品和药物，也有人表示被拉去隔离后，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哭着说是不是要把人给逼死等。口耳相传下，大量员工冲破保安的拦截，集体出走。为了避开疫情关卡盘查，很多人选择乡间小路，“宛若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的逃难潮”。

虽然员工大出走，可富士康还要赶工（它是中国最大的iPhone组装工厂，大约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于是高薪招聘，中共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例如，一些乡村接到指示，每个村庄要至少派出两名村民到富士康工作，工作的时间在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党员干部要领先、要以身作则，还极罕见的帮助雇佣退役军人。十万人很快招满。为此，《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中国政府帮助郑州富士康招工，动员退伍军人及党员”的报道。一些外媒报道称“郑州富士康高薪招工奏效iPhone缺货有望缓解”。如此高效率，似乎凸显了中共吸引外资的优势。

不料，新员工抵达工厂后认为自己受骗了：一是招工承诺的薪酬与富士康集团签署的雇佣合约不同，一是新老员工混住，没有分开工作，而老员工中有核酸检测到阳性者。大量新员工试图离开，向政府讨要说法，结果与守候在门口的郑州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又说是烟雾弹）和水炮，试图驱散人群，工人则用灭火器、石块反击。从22日夜到23日夜，都有冲突。

从上述事情轨迹，很容易研判：

（一）无论是先前的员工“大逃离”和现在的新员工“大暴动”，都源自求生本能，属维权性质，应予以同情、理解和支持。

（二）富士康厂方负有一定责任。11月24日，富士康声明中说，“因入职流程中的电脑信息输入错误”导致“郑州园区部分新入职员工对于补贴政策可能发生变动的担忧”，对此深表歉意，公司承诺各项薪资政策与官方招工海报完全一致。但是，富士康厂方的错误并不一定导致“大暴动”，他们完全可以重演一次和平的“大逃离”。

（三）这次富士康员工“大暴动”，直接源自中共的暴力镇压。正如视频中一网民在现场说：“这么多人啊，我们没想闹事，我们想维权，是他们（警察）打我们。富士康把整个河南省的GDP拉起来多少，你们想他们不帮富士康帮谁？我们好几个人都被打到进医院了，现在没人管、没人问……”

以上三点，只是表面分析。这次富士康事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

一方面，“动态清零”造成了富士康员工对疫情的恐慌。其实，“大逃亡”消息曝光后，河南当局的调子就有所调整。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长王凯在防疫会议上强调：“不能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郑州市卫健委也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但是，河南当局不可能公开反对“动态清零”。它的这种微调，没什么效果。因为实务中，照样封城、每天测核酸，这就使社会上对疫情的恐慌不可能消除。

另一方面，“动态清零”造成了富士康厂方防疫压力的极端化。客观的讲，即使富士康这样的巨型企业，也难以一厂之力来满足中共“动态清零”文件上的要求。富士康是个企业，在商言商，必然注重经济利益的考量。对于因“动态清零”强加的成本，当然是反感的，但也对抗不了。

我们知道，富士康有与地方政府强大的博弈能力。根据陆媒报道，2010年郑州的出口贸易额为34.56亿美元，2011年郑州富士康投产，2012年就出口贸易额暴涨至202亿美元。到了2020年，郑州富士康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全年出口总额达到了316亿美元，以一家公司之力，贡献了郑州进出口总额的80%，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更重要的是，因为富士康的到来，2011年郑州电子信息产业总体规模不到200亿元，到了2021年已经逼近5000亿元。2016年，富士康在郑州投产的五年后，郑州成功晋级国家中心城市。

由此，我们不难想像，为什么楼阳生不去安阳而去郑州富士康园区。相较而言，前者问题更大。但楼阳生去了之后，富士康问题并未解决，而是爆炸了。这说明富士康所涉及的实质问题——“动态清零”——解决的难度非常之大，远远超出了楼阳生的权限和能力范围。事实上，在保经济和“动态清零”之间，地方政府左右为难，对中央满腹怨气。

而这次“大暴动”，不仅直接影响富士康（加速郭台铭的海外布局步伐），也重击了外商的对华经济期望。“二十大”凸显中共强硬、僵硬的一面，外商已经忧虑重重了；再来个“富士康事件”，那就快点脱身吧。

需要指出的是，诸如“富士康事件”之类，全国此起彼伏。例如，11月24日，长期封控的广州海珠区后窖村发生群体打架事件。居住在当地的打工民众趁机发泄对长期封控的不满情绪，与警察打起来。后窖村在地村民说，若本月底不解封，可能要出大事。

又如，同日晚间，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金银路辅路吉祥苑某住宅发生火灾，官方称1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可是民众普遍认为是封控导致救援延迟，才酿惨剧。25日晚间，该市多地民众奋起反抗，要求解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杯球迷在卡塔尔，没有口罩和防疫管控，享受着比赛和欢庆胜利。这令中国民众对“动态清零”更加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