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2日，习近平与李克强同时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身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相。美联社资料图片
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好习近平的原因除了他的红色出身，还有他胜出李克强的政坛履历：穿过军装，下过基层。
我们曾在《没有江、曾的推举就没有习近平的上位》一文中介绍和分析了为什么说如果把以江、曾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帮”与习近平放在对立面分析，就没有办法解释当年的习近平为何能够取代原本为胡锦涛看好的李克强而成功上位。
说起来江泽民对习近平有了较深印象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九四年，当时的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的预先准备好的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又被临时加进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不幸被差额掉的邓朴方等几位，向党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共一百五十四人，但并没有向各代表团说明要差额掉多少名。各代表团预先投票过后，计票的结果是，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中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
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认为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异，如果他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整个福建省委就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既然这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额比例已经不足百分之五，那么还是应该把习近平同志也留下来为好。胡锦涛立刻附和了江泽民的动议。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参选者中差额掉习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
但是，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
在当时的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曾庆红一步跨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虽然暂时还只是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但当时并没有安排一个书记处书记那怕是普通中央委员出任中组部长。而是由全国政协常委张全景超龄留任，圈内立刻明白这是要让曾庆红把中央党务系统最重要的两大块，中办和中组的大权全都揽到一个人手上。习近平被看好为江泽民的隔代接班人，也就是胡锦涛的接班人，都是在曾庆红完全把持了中央组织大权之后的事情。
于是，习近平先是于一九九九年被就地安排为福建省代省长、省长，继而又赶在十六大召开前的一个月被宣布平调至浙江省任省长，等待接替已经被内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就是这样的一番预先铺垫，，保证了他习近平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顺利通过了十六届中央委员的预选和正式选举。
众所周知，正是从江泽民向胡锦涛移交了党总书记职位的中共十六大开始，曾庆红就在胡锦涛身边事实上扮演着“副总书记”角色。
九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习近平的“伯乐”是江泽民还是曾庆红？》一文，文中介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陈云力主推荐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之后,当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选拔“干部子弟”陆续进入“接班梯队”。习近平就是那段时间里决心到基层去为进入“干部第三梯队”积累政治资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后,推出了一个烈士后代李鹏;一九八九年赵紫阳倒台时,又推出了一个烈士遗孤江泽民,从此形成了外界所说的“江、李体制”。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也让给胡锦涛，实际在位长达十五年，而胡锦涛全面接班之后实际在位时间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领导权即又交回到“红色后代”手里。可见,陈云早在胡耀邦在位时即说过的“还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对中共最高层组织运作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决定性的。难怪李锐先生二十多年前即说过陈云对中共组织工作的影响力事实上比邓小平更大。
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把胡锦涛的在位说成是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他在位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两个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后，中共内部即把胡锦涛八年间的军委主席权位事实上是被两个军委副主席“驾空”的说法对外公开，但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外部世界在回顾胡锦涛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都忽略了胡锦涛在位时的党权也从未“独揽”，尤其是党内组织大权，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给曾庆红行使，后五年则是由曾庆红的接班人习近平接掌。而当时这曾、习之间的“副总书记”职务的交接班，决定权如果说是在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手中，不如说是在当时的曾庆红和仍在幕后干政的江泽民手中更准确。
很多人都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宣布“立案调查，并免去其在上海市一切职务，停止其在中央担任的职务”的具体时间，是二零零六年九月。当时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陈良宇前去北京参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筹备会议，当陈良宇抵达北京后，即被中纪委宣布“双规”。紧接着，中共政权即对外宣布了时任上海市长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代理书记的消息。
但是六个月之后，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调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书记”的消息。如此变动的内幕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赶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为习近平提供一个政治热身的难得机会，为他在党内“比选”的过程中胜过李克强创造条件。
而当时在内部讨论的过程中之所以令胡锦涛也承认习近平比李克强更有“优势”，关键在于江泽民和曾庆红列举出了习近平政坛履历的两点“过人”之处。
纵观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接班史就不难看出，从华国锋开始，此后的胡耀邦虽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但他在文革前也还是被下放到地方省委锻炼过，至于再往后的赵紫阳，江泽民，再就是胡锦涛，都是地方省级党委的一把手出身，胡锦涛甚至还有过团中央，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党中央的下级或地方省级一把手的履历。
如果说基层政坛的长时间历炼和省级一把手是成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对象的必要政治履历的话，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主持人耿飚的政治秘书的任职经历，则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将所有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人培养对象候选人比了下去的最重要因素。当年曾庆红和江泽民都向胡锦涛强调过的习近平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习近平具备了李克强所不具备的最难得的政坛履历：不仅仅是穿过军装，而且还是当年军委常务工作主持人的秘书。
而李克强的“劣势”之二，，就是没有像习近平一样，当过“七品芝麻官”。
李克强当然不是从地方基层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大学毕业第二年便成了团中央副职领导干部。他从团中央副职至团中央一把手的履历与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完全一样，离开团中央后也被胡锦涛等人苦心克隆成为胡锦涛第二，安排到不同省份担任行政一把手和党的一把手进行政治热身。换句话说，当年无论是胡锦涛的本意，还是胡锦涛手下具体操作人员揣测当时总书记内心本意之后的苦心设计，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中共十七大之前那几年对李克强的工作安排实在是有克隆胡锦涛之嫌，难怪当时的李克强面对外界称呼他小胡锦涛时从来都是抱以会意的微笑．
当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双双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有内地网站上的公开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分析说，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在考虑习近平和李克强谁正谁负的时候，一定是考虑了他们的学历和业务专长。习近平是马列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所以习近平被安排为总书记接班人，李克强被安排了总理接班人。
笔者不排除当年的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三人一同讨论所谓第五代接班梯队主要人选时，也考虑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不同的“专业优势”，但所谓的马列“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之间的“专业”区别，肯定不是最终令习近平力克李克强的决定性因素。
记得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在外界舆论大都已经相信习近平和李克强均会成为第五接班梯队的主要人选的前提下，虽然习近平已经被安排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对党内党外单彰显他的“更为重要”，但仍然有内地网友坚信因为胡锦涛是在任总书记，所以总书记接班人选肯定应该是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有网友调侃说：李克强的名字起得好，“克强”的意思就是习近平再“强”也会被李克强“克”掉。
十七届一中全会开过之后，眼见习近平的名字已经被放在了李克强之前，也许还是同一位网友又大发感慨说：李克强最终“败”就“败”在他的名字上了。“克强”两个字太显张扬......
事实让，相比于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习近平，李克强当年被中共高层看在眼里的所谓“比选优势”首先是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时间较习近平长了七年，李克强正式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时习近平还只是地市级干部。其次是李克强进中委的时间比习近平早了一届。如果不是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落选中委后只好转任全国人大常委，李克强担任中央委员的资历应该比习近平早了整整十年。
但是，李克强的这一“长项”被当时的曾庆红换了一个角度分析，恰恰又变成了他与习近平之间相比的“短项”，那就是当年“一步登天”，大学毕业即成为县团级干部，次年即成为副部级干部的李克强在副省部级和正省部级的任职资历较习近平长许多，恰恰证明他李克强不具备习近平的省级以下的，特别是县一级的基层领导工作经验。
早在习近平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准备在十八大上接替总书记职务之前即有在中共官媒宣传说，查阅习近平的早期从政经历和文章，不难发现他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珍视，有一种浓烈的“县委书记”情结。
习近平接班之后，立刻要求中央党校要定期开设县委书记研修班。二零一五年一月，习近平就专程去中央党校与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两百余名学员座谈，声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官媒评论说：这与习近平担任过县委书记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但更与他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委书记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战略意识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师”，总书记对县级政治发挥的政策传递、区域功能、治理绩效高度重视。
二零一五年一月中旬，中共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还特别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习近平的“县委书记”情结：“芝麻官”关系国家兴衰安危》的文章，说是郡县治则天下治……。明摆着是在彰显习近平相比李克强的政治优势。
笔者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看到中共官媒特别渲染曾庆红与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国家副主席交接班“拥抱仪式”之后即从内地记者朋友处得到消息说：十七大之前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在“比选”习近平和李克强时，曾庆红一强调习近平的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特别是县级和地市级领导工作经验，胡锦涛立马哑口无言，因为这也同样是胡锦涛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