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国议题发烧。先是稍早发生的金厦渔船事件波涛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登场；三一八太阳花十周年则标志著两岸关系重要的分水岭：隔天，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了争议二十年的“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于十九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而进入三月下旬，许多人并没忘记，一位台湾女婿、杰出的出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满州人富察延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遭到“刑事强制措施”满一年，至今中国没有公布他的现况处境。 

三月这些重要事件串联起来，正映射出这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向独裁过程中，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向。

经过二○一二年传闻中惊险的“新四人帮政变”后，二○一四年是上任两年的习近平开始全盘掌握权力。就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习近平兼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习近平拥有九个“小组长”头衔，借由一个个小组（包括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全盘掌握权力。

也就在这时，台湾、香港都起了反中抗争，三月台湾年轻人高举太阳花拒绝服贸，九月香港市民撑起黄雨伞要求真普选。当时台湾年轻人发表《坚持，直到岛屿天光》的声明称：

让台湾公民社会，成为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提升了我们的战略视野，将台湾社会的声音，传递给中国社会，也让世界听见台湾。经此一役，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对台湾的“收买策略”也将受到牵制。 

中南海是否听到台湾年轻人的声音？事后证明，随著权力的巩固，心怀“民族伟大复兴”美梦的习近平并不承认“台湾公民社会是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就像中国在面临“占中”普选倡议时，它的回应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会普选的可能，同时国务院发布第一份《香港问题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自信满满的习近平要求对“统一”的进程掌握主动、必须“操之在我”，他拒绝承认港、港反抗青年与公民社会具有任何自主性。 

习近平对台湾操控两手策略，软的一手是利诱台湾年轻人，三一八之后加强吸引台青赴中创业就业，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项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湾人国民待遇，企图透过融合政策来促统。

对香港也是一样，透过“大湾区”计划把香港吸纳进中国珠三角，弱化香港经济自主性。从一个强烈的对比似乎可以证明习近平对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众涌入香港购物、抢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为蝗虫驱赶；如今香港人则是成群到深圳大卖场采购、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卖员送到港铁延线车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断限缩、否定香港与台湾的自主性，从引发全港抗争的《送中条例》、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条立法”，都是在否定“两制”、独尊“一国”。

中国对于台湾的经济统战未获太大成功，因为中美贸易战火点燃，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加速台湾整合进入“非红供应链”。最新一个例子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对TikTok禁令后，台湾也跟进，一样把抖音视为外敌对势力实质控制的“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近四年来台湾民众对习近平“硬的一手”点滴在心头，不断增加对台军演的强度与频率，反复借由机舰越界破坏海峡中线默契，到这次金厦渔船事件中国海警船侵入台湾画定的金、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湾是个具有领土管辖权的主权国家。

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作为突显了习近平的的霸权心态──统一的议程“操之在我”、由他设定，港、台只能在他设定的议题上有限度地协商，台湾空间还大一点，香港根本已没讨价本钱。 

最横霸的是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特性──中国的《国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国安法》，不只规范你在中国境内的行为，连在海外主张港独、台独，都算是触法，它就可以办你。所以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透过网络串连中国民运工作者、传布民主人权理念而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狱后受访说： 

我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项我实际在中国社会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网络上的言论，我虽然微信、QQ是中国的社交软体，但是我是在台湾发表这些的言论，那你中国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当作中国人来管理，我觉得第一个是笑话，然后那你把网络的言论，甚至把网络聊天群当作一个正式组织，说我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说我们意图颠覆中国政府，我觉得是第二个笑话。

台湾籍的李明哲被中国判有罪，至于中国籍的富察延贺能逃过劫数吗？至今，除了国台办宣布他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外，中国完全未对外透露相关案情，也无正式起诉、审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确知他踩到中国哪一条红线。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中国警察、检方或法院可以对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依中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种。而拘传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取保候审的期限总和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为六个月、拘留的期限一般为十四天，最长可达三十七天。这五种强制措施除逮捕须由检方批准，其馀都是警方可以决定和执行的。 

到底富察延贺现在处于哪一种强制措施下？中国没有也无义务对外说明。而根据《办理刑案程序规定》计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不过有但书：“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5日内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条让检方得以不断增长嫌疑人羁押时间。

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可以用“台独顽固份子”对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度发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谈论富察的案例时说，这是个涉嫌煽动违反国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中国的长臂管辖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误踩中国国安红线，愈来愈多在中国其他国籍人士也触法。二○一八年“华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后，中国报复性地以间谍罪名抓两个加拿大人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并指控他们是间谍。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被关三年后才释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获选为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受奖时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获奖者富察延贺：“富察的遭遇对我来说，其实造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创伤，因为他坐实了我的恐惧，这个恐惧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国眼中被定性为“煽动颠覆”的书。

不只富察延贺、不只廖志峰会恐惧，也不只在中国经商、采访的外国人担心自己误踩红线，连做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都对赴中国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兰莱顿大学的中研究学者彭轲（Frank Pieke）中文流利，过去三十多年来，过上千次中文访谈。不过近年来他不进中国也不讲中文，他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恶化，自己会成为待罪羔羊，他告诉《端传媒》： “只要他们还在随便把人们放进监狱，我就不想再去。”

回顾过去十年，习近平愈来愈集权，中国的国家机器也愈让人恐惧。过去许多人自信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条不归路，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散播出去收不回。但这种信心愈见动摇──十年来习近平帝国的铁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吓走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