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条立法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雪上加霜，中共放弃竞争了吗？时评作家长平认为，香港在经济输给新加坡，就是中共在政治上的胜利。

 “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对手都自杀了，没办法啊。”一位知乎网民在回答问题《怎么看2023年新加坡经济破5000亿美元？》时说。还有网民拼贴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各种笑脸，称其坐收渔利，梦中都要笑醒。2020年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在多种权威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之中，曾经数十年蝉联第一的香港已经让位于新加坡。中共当局和香港政府对这样的“成就”显然还不满足。上周，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这项立法加大所谓“叛国”、“叛乱”、“勾结境外势力作出煽动”、 “境外干预”、“非法披露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的量刑，扩大所谓“国家秘密”的定义，更设有“域外效力”条款用以全球执法。尽管已有心理准备，国际社会仍然深感震惊。法治与自由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将让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更加荒凉。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共拱手认输的竞争伙伴不只是新加坡，而是价值领域的整个西方世界。

那么中共放弃竞争了吗？这与它近年来打造的“战狼外交”形象显然不符。如果没有放弃，甚至更加“战狼”了，它在与谁竞争，竞争什么呢？

有中国网民拼贴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各种笑脸，称香港正将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让位给新加坡，新加坡坐收渔利

“西方价值观”与“民主价值观”

柏林墙倒塌几周之后的1989年12月初，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举行会晤，确定了冷战的和平结束，被誉为1945年雅尔塔会议之后最重要的会议。根据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的回忆，在这次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不满：反对布什认为“西方价值观”已经胜利的观点。一开始，布什感到不解：西方价值观体现的不正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同一原则（比如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各领域刺激增长的措施及自由市场）吗？苏联方面解释说，这个词暗指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或北方或南方价值不同，因此对许多苏联人来说将意味着是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最后，双方达成的意见是，使用“民主价值观”作为共同宣言的基础。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2024年3月22日签署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第23条”，第23条在3月23日刊宪生效

跟戈尔巴乔夫不同，中共更喜欢用“西方价值观”来替代“民主价值观”，把制度冲突装扮成文明冲突，甚至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把传统医学称为“中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非常赞同近年来很多政界、学界和新闻界人士的努力，那就是沿袭“马耳他会晤”的精神，消除“中西方”对立的话术迷雾：所谓中西方之争，不是中国与西方的竞争，而是专制与民主的竞争。

然而，我们仍然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现实：民主自由价值观就是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价值观。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很多西方人总是很犬儒地认为，民主自由固然在香港失败了，但是那是中国的失败，而不是西方的失败。西方人失去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只需要转移到新加坡就可以延续春梦。

适合专制的世界新秩序

众所周知，东西方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人类社会也不只是用主权来归类。在地理位置和主权上，和北京、上海和广州一样，香港属于中国；但是，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上，它属于西方——实行市场经济、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一国两制”的本质，就是中共承诺保持这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上的划分。香港人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承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西化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那样的社会制度保障了基本人权，是更加公平正义的生活方式。

1989年12月初，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举行会晤（图）。时评人长平非常赞同沿袭“马耳他会晤”的精神，消除“中西方”对立的话术迷雾：所谓中西方之争，不是中国与西方的竞争，而是专制与民主的竞争

冷战结束之后，“对抗”成为一个负面的词语，“包容”、“接触”和“对话”风行三十年，直到近年来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政界人士改称与中国是“竞争性伙伴关系”。中共宣传反对“竞争”，强调“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互利共赢”是中共宣传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迷幻描绘。曾几何时，这个意义上的西方也包括了香港。香港人也的确感觉到自身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内地巨大市场结合的美妙瞬间。一直感觉到巨大压力的香港民运人士并没有这么天真，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另外一种天真期待另外一种“互利共赢”，那就是由本土派大声说出来的愿景——“井水不犯河水”。听上去这是“一国两制”的另外一种说法，但它更强调与中国内地的民主抗争保持距离，从而换得自己安居一隅。

无论从水文地理上说，还是从意识形态上讲，“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可能存在的现象。遗憾的是，它不只是当年高压之下求生存的部分香港人的想法，也是当今很多西方人的奢望。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奢望呢？苏联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们尊重中国五千年文明和当代成就，应该与之共存，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共存？西方人崇尚自由开放的社会，认为法治才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不愿意生活在新疆和香港。但是，中共并不想要这样共存。为了自身政权的安稳，中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应该更加适合专制政治，而不是西方人珍视的价值观。

我认为考特金教授解释了中国和西方竞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并不需要一个自由的国际金融中心，甚至不需要任何自由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经济输给新加坡，就是中共在政治上的胜利。香港的失败，不只是中国的失败，也是西方的失败，是人类文明中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失败。而且，中共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努力不会因为改造了香港而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