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在《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一书中记录了近一百多年时间里的西班牙。它历经君主王朝、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和短暂的第二共和，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政权之后，最终迎来君主立宪时代。然而，无论政体如何更替，西班牙政府始终深陷腐败、治理无能的泥淖。独裁者们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为维持统治，任由大批无能的政客把持大权，大肆敛财，暴力和恐怖手段成为最常用的治理手段；共和时期，党派为各自利益，置国家、民众危难于不顾，相互倾轧，政治混乱不堪，致使国家走向分裂、暴力和贫困。佛朗哥死后，腐败和无能依然在西班牙蔓延，仿佛沁入骨血的毒药，侵蚀着民主的力量。

　　《百年腐朽》试图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君主、独裁、共和、民主……西班牙试遍所有的政治选项，为何找不出根治社会顽疾的良药？

　　1898年美西战争后的西班牙，已经倒退为二流国家。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就像陷入怪圈一般难以自拔。尽管仍然位列发达国家之列，GDP总量也排名世界前列，但相比旧日荣光，存在感显然下降。

　　《百年腐朽》中引用了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1921年的一段话：

　　“从君主到教会，西班牙当权者一贯自私自利。无论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毕竟是外来汉），还是这里的教会，他们的心究竟何时真正为西班牙跳动过？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为了保证私利，他们处心积虑，装作那些目标于国有利一般。”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1845年，英国旅行家理查德·福特出版了《西班牙旅行者手册》，一年后出版了《西班牙缀拾》。他笔下的西班牙人性情豪爽，品格高尚，而政府则常常昏庸无道，治理无方。福特写道：“西班牙人丁不兴，田地荒芜，人民悲郁穷苦，背后真正的顽疾在于糟糕的治理，世俗政府和教会都对此难辞其咎。”福特声称，西班牙各级政府中都有长期收受贿赂的专权者。

　　20世纪初的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曾立志改变西班牙的政治生态，但最终失败。他甚至被视为君主制的威胁。面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军事独裁、反教权主义、民主、宗教和君主制并存的社会思想体系，毛拉无能为力，其他人也同样无力。即使走“变通路线”也不行，毛拉就是个例子，一向厌恶选举舞弊的他，不得不在1907年的大选中虚与委蛇。

　　毛拉之后的1923年到1931年，西班牙陷入短暂的独裁统治，却让这个国家越陷越深。巴勃罗·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等人主导的超现实主义风潮，又何尝不是现实所迫？

　　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将军在1930年写道：大多数法官和地方治安官都是通过政治勾兑获得了职位。这些人所做的判决只会有利于他们的主子，秘书和书记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据说豪强人物胡安·德拉谢尔瓦横行乡里，没有他点头，穆尔西亚省连一片树叶都别想掉下来。洛佩斯·奥乔亚称，德拉谢尔瓦认识最高法院的几个法官，可以摆平他自己或朋友的官司。洛佩斯·奥乔亚援引一位法学教授的话说：“在西班牙，低于10万比塞塔的情况才算盗窃和抢劫。超过这个数字的，我们叫作金融业务。”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但凡需要法庭审理的，就必须拿出一笔钱来润滑“司法”的车轮。

　　之后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仍然没有满足人们极高的期望，改革无可避免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因此招致保守势力反扑。短短数年后的内战更是让西班牙人感受到了剧烈的痛苦。

　　1939年，内战结束，佛朗哥部队进入马德里。他镇压着左翼，也镇压君主制的拥护者，独裁者搞不好经济的铁律在他身上延续。连佛朗哥自己都承认，自己治下的西班牙充斥着“懦弱、利己主义和腐败”。1975年，佛朗哥去世，新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即位。他推翻了独裁统治，但民主的创建仍然艰难。

　　所幸的是，变革力量与旧有势力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达成妥协，使得西班牙走出变革与暴力独裁交替上演的怪圈。但因为仅仅是妥协，所以许多旧问题仍然会困扰西班牙，比如腐败。正如巴尔塔萨·加尔松法官所言：“在西班牙，人们对腐败从来都是大门敞开的。腐败变得理所当然，普通公民甚至不再为这一现象感到心忧。由于民众漠不关心，腐败现象便愈发根深蒂固，并滋生出一个利益网络，很难撼动。”

　　塞万提斯之后的西班牙作家和艺术家们，延续着《堂吉诃德》中的巨大不确定性，书写着失调的社会、无能的政府，还有那些暴力与绝望。

　　保罗·普雷斯顿总结道，西班牙现当代历史的纷乱根源，在于社会现实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经常脱节，每当社会希望走向变革时，保守势力就会出现镇压。佛朗哥并不是第一个，但好在他是最后一个。

　　曾经让西班牙失去霸主地位的那些东西，同样也在困扰着百年来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西班牙从一开始就缺乏自治传统和民主基因，反而更熟悉专制统治。也正因此，它倒在了资本主义的前夜。1898年美西战争的失败，便是此前一个多世纪累积的恶果。掠夺无法缓解西班牙的经济问题，工业的薄弱、农业的落后、教会的掣肘、军队的臃肿与贪婪，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腐败正是基于这一切而生，并固化为一种基因。

　　这百年来，西班牙政治的特征仍然是在专制与共和间反复，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有真正转变，而二者也很难以“好坏”来界定。比如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确实有着血腥的一面，可直至今天，受益于民主时代安定生活的西班牙民众，仍有不少人认为佛朗哥时代对西班牙的发展有一定贡献，尤其是在政治和基建层面。尤其是1959年，佛朗哥起用技术官僚，推出多项经济发展政策，并且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实现了经济上的“西班牙奇迹”。也正是这段经济增长，让佛朗哥本人的独裁统治大大松动，为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不管这是否出自本人意愿，都是一个事实。保罗·普雷斯顿对佛朗哥极尽嘲笑和否定，却多少削弱了《百年腐朽》的深度。

　　当然，普雷斯顿的“腐朽”论断，确实符合西班牙的百年历程。旧日西班牙虽然是“世界的中心”，却已被英法等国抛在身后，错过工业革命的飞跃，普雷斯顿笔下的百年，则可视为这一错过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