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考进藤校、牛津剑桥的中国孩子，都来自什么家庭？又有什么共性呢？进入名校后，又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诚然，我们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参考。比如哈佛经济学教授Raj Chetty去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迄今为止第一次量化了父母收入对学生进入名校的概率影响的数据。

但在国内，这个课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

这份研究在美国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中产爬藤会更难吗？哈佛教授最新论文讲得明明白白。

直到Study Gods：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学神》出炉，让这个教育界好奇的追问，第一次有了针对中国家庭的社会学深度观察。

作者姜以琳是藤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系博士，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在7年的时间里，她追踪北京顶尖中学的28位学生的人生。

这些学生中大多被美国常春藤、牛津剑桥等录取，毕业后的薪资也是同龄人平均薪资的10倍以上，且因为受过极其良好的教育，他们的舞台早就不局限于国外，而是遍布全球。

这本书的开创性使其出版不久拿下了皮埃尔·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书籍奖，这是美国社会学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

这本书也是第一本关注非美国案例的获奖著作，姜教授也是历史上第一位非美国获奖者。

她把中国家庭对名校的投资比喻为一场纸牌竞技游戏，那些能赢的父母和孩子看起来都非常松弛——而这种松弛感，其实是一种特权。

01

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

姜以琳教授的研究发生在北京最顶尖的五所高中，聚焦于28位学生在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北京高中生既有冲刺高考的本部学生，也有申请国外大学的国际部学生。

无论目标大学在哪里，他们有许多共同特征：

首先，从教育资源来看，他们都有北京户口，这是他们能够享受北京最优质教育资源的基础条件。

其次，他们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非常优异，中考成绩是全市前5%，进入以99%的一本升学率、盛产高考状元而闻名的顶级高中。

再从家庭背景来看，家庭也为孩子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

他们的父母都是80年代第一批大学生，研究生、曾出国留学，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授。而且，经济收入是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前10%的两倍，大多数是中产及以上家庭。

纪录片《真实生长》里拍了三个北京十一学校的学生，高中生的思想就非常深刻了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在竞争中面临的不同境地，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姜教授以“分数”和“可感知的努力程度”作为两个衡量标准，将这群已经是“人中龙凤”的学生又做了金字塔式地位区分——

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

简单来说，学神就是看起来根本不努力却成绩仍旧优秀，学霸成绩好，但一看就是非常努力的人，学渣是成绩不怎么好，但也不学习，学弱则是鄙视链的最底端，明明已经非常努力了，就是学不出来。

“可感知的努力程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松弛感。

而那些用越松弛的态度获得越高的分数，越优秀成就的孩子，就是被大家顶礼膜拜的学神。而学神也乐于表现自己的松弛，这是一种区分你我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斯坦福鸭子”，指的就是斯坦福的学生就像鸭子游泳一样，哪怕脚掌在湖面上拼命划，但湖面上看起来仍旧是很松弛的。

也有不少一线国际高中的学生告诉我，同学们都看起来很会玩也爱玩，装作漫不经心，但都在私下疯狂加码努力。

而在姜教授的观察中发现，真正的学神是基本不会偷着学习的，天赋极高，反倒是其他三类学生会偷着做题和练习。

那为什么其他同学，也要假装不努力呢？

在姜教授看来，松弛感代表了一种稀缺资源。

“他们展示出的松弛感也是精英区分你我的一种方式，松弛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是经验的堆垒，你需要见过很多的世面，去过很多的地方，见过不同的人，没有这些经验的从小积累，就没有办法获得松弛感。”

而那些能够从小培养孩子松弛感的家庭所具备的条件，假期带孩子出国旅行，父母跟孩子的定期聊天，有能力筛选最适合的资源等。

这也正是中产及以上父母也很少意识到的“教育特权”。

顶级大学要的也是那些具有松弛感的学神，而这是那些紧绷着的家庭最难以模仿的一步。

松弛的特权

姜教授出生于台湾一个高知家庭，也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求学顺风顺水，各个专业都在教什么，学界更看什么选题，做什么研究才能拿高分，她都耳濡目染一清二楚。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这场游戏中，父母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决定了能否为孩子避免潜在的障碍和失败。”

姜教授引用了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教育是被所有人共识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参与调查的这批父母大多是60后生人，孩子是90后，姜教授把他们定义为“中国第一代需要孩子复制自己精英地位的家长”。

他们利用自身的成功经验，不仅可以帮助孩子成功获得大学录取，还在孩子未来的事业、职业中提供有益的协助。

其中一位妈妈在面对“如果孩子考不上清华北大怎么办？”这样的难题时表示，如果考不上，孩子有三条路可以选：①复读一年，考上的机率会更大；②申请香港的大学；③申请国外的大学。

这位妈妈并不是仅仅给出了方案，对每一种方案如何具体实施和操作她都有充分的准备，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父母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般，达到目的。

无论如何，获得一个名校录取，是他们对孩子的“兜底”。

在种种的支持下，这些北京顶尖高中的学生们一路“厮杀”到国际竞争中——进入名校，留在全球各地工作，最终跻身为国际精英中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父母的兜底，这些孩子的试错机会就更多了。

尤其是经济支持。随着美国部分私立大学暴涨到9万美金一年，出国留学的费用就更高了，还有在申请前的各种培养费用。

我们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现在爬藤，仿佛就像是爱马仕配货。我们做过估算，要想培养一个爬藤的孩子，高中三四年的校外花费就得上百万。

姜教授在书里提到过一个典型故事：有一个学生因为SAT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一年之内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机票、酒店、报名费，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能在分数上更高一点。

追求最好永远是精英家庭的目标。她在那所顶尖高中见过见到过一副巨型世界地图，在上面标出了学生们的目标——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剑桥、牛津等16所大学。

其他大学都不配称为一流，这也难怪为什么加入爬藤战场的精英家庭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舍得投入。

02
父母却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

然而，有意思的是，孩子们都觉得父母没做什么。父母也常说自己没做什么，孩子最辛苦，还时常愧疚自己做得还不够。

举个简单的例子，书中的郭先生是当年全省考试的头部选手，儿子却一向成绩一般，他们就动了出国的心思。但是考虑到青春期儿子的叛逆，不愿意出国，他先是给儿子报了一个美国暑假访校项目，15天的旅程结束后，儿子说“我一定要去美国。”

在这些家长中，他们常说：“孩子的人生应该由自己决定”，却会在不经意间进行引导，或者说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为了郭先生会有策略的跟孩子进行出国目的地的讨论，一开始还会假装不同意让儿子以为爸爸是被自己说服的，同时在选择留学中介上也是如此，最终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TOP大学。

一切都在朝家长预设的方向发展，儿子却觉得父母什么也没做：“他们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父母也总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但付出的可太多了！”

在姜教授看来，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于谋略的，他们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离，并且懂得如何让孩子心甘情愿走过去。他们不仅是父母，也是经纪人，是心理咨询师……

这莫不也是一种牛娃父母身上，令人羡慕的养育智慧。

姜教授的研究贯穿了七年之久，从最初的高中阶段，一直到这些学生进入大学、研究生、职场。

她看着他们从美国顶尖名校跳到英国牛剑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在国际市场上游刃有余地转换着高薪的工作，真正成为了世界精英，实现了父母的目标。

但是，她也观察到“天生拿到好牌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享受了特权。”

她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故事。有个女孩高三那年想要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申请截止的几个小时前，她突然感到很焦虑，于是就打电话给自己的顾问，说必须要再改一版文书，让对方在一小时内再做一轮修改，要知道，那时已经是接近凌晨了。

身为一个国际教育媒体从业者，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从一线老师口中听到了多少：“他们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得到优待，得到照顾，得到最好的资源。”

按照姜老师的话说，跟中国人大多数身上有着不配得感的自卑不同，这些孩子身上充满着“我值得”的自信和信念感。

当媒体在极力渲染考入名校、家庭条件优秀的孩子多努力时，这本书会告诉你，其实中国还有一大批同样勤奋努力，甚至更加拼命的普通家庭孩子，只能考入二本，在舆论中彻底被隐身

不过，姜教授研究的群体都是“学神”。

然而，哪怕是在精英阶层里，学神也只是金字塔尖极少的一部分，仍有少数的学霸、大量的学渣和更多的学弱在“挣扎”。

往长远说，从以学神体系为代表的大规模牛娃宣传极具破坏性，比如我们常看到各种超级牛娃如谷爱凌的案例来教父母育儿，一来我们会让个人努力掩盖了家庭资源的优势。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用“精英的傲慢”来形容这种心态，精英看不见自己的地位优势，认为其他人都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无法成功，从而不愿意承担对社会更多的责任。

同时，也会让同温层的无数非学神的学生陷入无尽内耗：担心努力后失败显示我的无能，不如不做了；努力后还是达不到学神的高度，对自我失去信心，甚至陷入抑郁。

中国第一代精英的复制之路仍未结束，国际教育也变得越加高度状元化，因此，在这场对一手观察和分析中，透露出作者姜以琳教授身为精英的反思和关怀：

别忘了，我们羡慕的松弛感，其实是一种隐形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