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牛津解说词又要更新了，因为那里又多了一位首相毕业生。而他毕业的学院，是城中心最后一座免费欢迎公众参观的圣埃德蒙学堂。不知道这个夏天过后，他们还能不能坚持住，继续打开大门。

　　基尔·斯塔默拥有利兹大学的一等法律学位和牛津大学的民法学士学位。之后他去了伦敦的圣殿区开始一个律师的职业生涯——我的“英国法律和金融历史”主题City Walk也得更新解说词了。

　　斯塔默奋斗过的中殿律师学院

　　虽然英国大选在中文圈的关注度不高，但介绍新首相的文章还是有一些的。负责任的大媒体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就等大选结果公布后发出来。

　　那么我就不再赘述他的生平，只捡他年轻时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下。也就是在成为政客前，一位怀抱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基尔·斯塔默。

　　之所以选此主题，还有个原因。

　　我看许多相关文章下的评论都在讽刺斯塔默身为精英却来代表平民，质疑没有穷过的他如何能懂百姓疾苦。虽然我不是斯塔默的拥趸，但咱公平地说，世界上哪位政客是穷人家的孩子？是有，但真的不多。

　　大多数正常国家的政客都是名校毕业，而能进入名校的孩子，绝大多数的家庭背景都至少是中产。但是，这些孩子长大后，一样有机会了解真实的社会，只要他们愿意。

　　注：本文的参考资料均为《泰晤士报》上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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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牛津学习期间，斯塔默曾是马克思主义期刊《社会主义选择》的编辑部成员——我们对此不该感到意外。该期刊与一个鲜为人知的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者米卡利斯·拉普蒂斯有关联。不过据斯塔默后来的同事爆料，他从未信奉过托洛茨基主义，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究竟是啥。他也从不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一众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所以，关于斯塔默是否曾做过马列信徒很难讲，毕竟那本期刊更多关注的是环保问题、妇女权利和同性恋平权。

　　不过，他在1987年为《社会主义选择》撰稿时，呼吁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称这是迈向“一个不同社会”的第一步，“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将有时间和空间远离工作场所的压迫”。

　　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斯塔默已经离开牛津，正在伦敦的圣殿区实习。

　　他实习的单位，以曾出过著名的自由派大律师而骄傲。斯塔默接过前辈的火炬，成为一名激进的法律从业人员。与此同时，他也像所有英国男孩一样热爱着足球和摇滚乐。

　　斯塔默对犯罪学和刑罚学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人们为什么犯罪，罪犯该被如何起诉、惩罚和改造？这一向是法律中有趣、但困难的领域，涉及尖锐的人权问题。而斯塔默关注的，正是刑事嫌疑人和囚犯的权利。

　　年轻的斯塔默加入了以工党首任大法官哈登子爵命名的社会主义律师“哈登协会”，后来成为该协会的秘书。

　　斯塔默在该协会的杂志《社会主义律师》中发表了他的理想主义观点。他和一位联合作者主张工会应该追求“社会主义自我管理”，并宣称集体谈判是不够的，因为它涉及不到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不是熟悉的味道来了？

　　斯塔默于1987年被律师学会接纳，并在1990年之前担任自由协会的法律工顾问。他公开反对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例如针对迷幻派对的法律。

　　年轻的大律师（barrister）迅速对在欧洲人权法院起诉英国产生兴趣。1989年6月，斯塔默告诉《公关周刊》，如果地方政府禁止一些市议员参与政治活动，自由协会将考虑向人权法院递交一则测试案件。

　　为自由协会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对温彻斯特三人的上诉：这些爱尔兰籍人士被判密谋杀害时任北爱尔兰秘书的汤姆·金，但后来他们的判决被撤销。斯塔默参与其中，因为自由协会反对政府的提议——取消刑事被告的“沉默权”，允许推定有罪。

　　1990年，斯塔默和一群自由主义大律师离开圣殿区，成立了道蒂街律师事务所（Doughty Stree）。

　　这期间，他成功为一名失业男子辩护，后者被指控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头税骚乱中试图袭击警察。

　　1990 年特拉法加广场“人头税暴动”中，一名示威者正在袭击警察

　　英国律师必须遵循“排队领活”的规则（cab-rank），大律师不能拒绝客户，斯塔默因此获得了各种锻炼机会。他曾代表被告挑战托利党政府关于“侵入性集会”的罪名：一名讲师和一名学生因参加抗议纪念活动，根据新法律被捕。斯塔默在上议院赢得了胜利，令大多数赞同在公共道路上进行和平示威是合法的权利。

　　1993年，斯塔默与他的前大学导师、著名法学教授克莱夫·沃克（Clive Walker）共同编辑了关于司法误判的权威教科书《Justice in Error》。这本书至今仍被学生和学术研究者广泛使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娜·奎克（Hannah Quirk）评价：“这是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尝试深入研究为何会发生这些错误以及如何解决。”

　　他无偿为环保活动人士海伦·斯蒂尔和大卫·莫里斯提供法律咨询。两位被告分别是一名兼职酒吧女招待和一名失业邮递员，他们因散发攻击麦当劳的传单而被控诽谤。这起官司于1997年6月在伦敦高等法院裁定，判决对麦当劳有利。

　　斯塔默代表斯蒂尔和莫里斯出席了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法官们认同他们未能获得法律援助，因而侵害了他们的公正审判权。斯塔默主张，在未有麦当劳证明损失的情况下假定存在损害，这是违反表达自由的。

　　插播：托利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2013年通过的《诽谤法案》，被认为是对斯塔默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问题的解药。该法案规定，除非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经济损害，否则公司不能起诉诽谤。

　　工党在其获胜的1997年大选宣言中承诺将出台英国的权利法案；1998年，托尼·布莱尔的《人权法案》通过。

　　1999年初，斯塔默在《独立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希望这项法案能在英国创建一个人权文化。法案的实施日期被推迟至2000年，以便法官和法庭成员接受人权法的培训，而斯塔默也参与了这些培训。

　　那一年，他写了一本指南，分析了影响英国的1500个斯特拉斯堡案例。这本教科书“在法律界引起了轰动”。业界人士点评：本书具有学术和法庭的严谨性，对于将与《人权法案》一起工作的新一代律师来说，它是非常务实的。

　　接着，斯塔默迎来他最瞩目的一次亮相。

　　英国年轻的士兵李·克莱格被控于1990年9月在北爱尔兰一道安全检查站向青少年汽车党开火，1993年他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李·克莱格案在英国引起了公愤，支持者称这名士兵仅是在困难情况下遵循了军方命令，结果成为政治牺牲品。斯塔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愿意接受这个案子的委托。到了九十年代末，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与此同时，该案件对斯塔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多法律界左翼人士认为，他不应该为一名在北爱尔兰服役的英国士兵被控谋杀而辩护。但是斯塔默认为，人权“适用于所有人”。

　　1999年3月，这名士兵因斯塔默的辩护被无罪释放。

　　在布莱尔时代，斯塔默代表和平活动者林迪斯·珀西取得了捍卫抗议权利的胜利。珀西在诺福克一个空军基地上“玷污”了美国国旗，写上“停止星球大战”——指的是导弹防御系统，并站在国旗上。她的行为被军方人员视为亵渎。

　　在律师事务所Birnberg Peirce的合作下，斯塔默成功说服了高等法院撤销珀西的定罪，因为这违反了她的欧洲言论自由权利。

　　林迪斯·珀西被捕

　　当然斯塔默也经历过失败。

　　也是基于cab-rank规则，他被选为代表无期徒刑犯托马斯·唐尼（Thomas Tangney）的律师。唐尼在入室盗窃时射杀了一名女性。这名谋杀犯抗议由监狱长而非独立裁决员对其进行纪律处分，但他的上诉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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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人权律师的标签，斯塔默还有一个勋章。

　　理想主义者斯塔默为“死刑项目”（Death Penalty Project）无偿工作，这是一个由Simons Muirhead Burton律师事务所管理的慈善机构，接受来自外交部、欧盟和慈善基金会的资助，致力于在全球反对死刑。

　　斯塔默最早的死刑案件之一涉及四名在牙买加死囚牢房中度过了十多年的谋杀罪犯。

　　这个案件与另外两名死刑犯的类似案件被一起审理。在这两起案件中，由“死刑项目”指定的法律团队认为，囚犯长时间等待执行死刑所遭受的精神折磨是不人道的，违反了牙买加宪法。

　　尽管特权委员会裁定斯塔默参与的案件缺乏司法权，因为这些罪犯还没有耗尽在牙买加的上诉次数，但针对附带案件，委员会认定延迟执行死刑超过五年是残酷和不人道的，因此违宪。该案件确立了一个法律先例，能够拯救被判死刑的囚犯。

　　两名幸运的死刑犯伊万·摩根（左）和厄尔·普拉特

　　2000年12月，斯塔默被授予Liberty/Justice年度人权律师称号。法官们特别赞扬了他代表面临死刑的谋杀犯以及在加勒比地区培训律师的工作。

　　而斯塔默也没有辜负这份荣誉，在他和“死刑项目”团队的努力下，到2006年，只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巴巴多斯是英语加勒比地区坚持死刑的国家。 在此之前，西印度群岛有数百人被判死刑。现在，这种刑罚已几乎消失。

　　非洲的律师深受鼓舞。

　　在斯塔默的帮助下，2005年乌干达宪法法院宣布强制死刑违宪，从而挽救了400多名囚犯的生命。2007年，马拉维高等法院废除了强制死刑。

　　2008年，斯塔默被任命为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他的工党同僚说：“我们为基尔·斯塔默作为国家首席检察官的记录感到自豪。当基尔·斯塔默在抓捕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时，里希·苏纳克则在金融危机中赚取了数百万英镑。”

　　在政客的嘴面前，最强悍的rapper也得吃瘪。

　　富裕与否无法成为衡量道德的标尺，对于英国人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人权已经像条棒糖中的字母一样镶嵌在英国司法中”。

　　昔日的人权律师，是否有能力成为一名好的首相，需要时间去检验。

　　希望理想主义者，能坚守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