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上周对北京的访问，外界有一种说法把他此访比作当年基辛格密访北京，后者1971年绕过美国国务院，秘密访问了中国，达成中美复交，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 苏氏此访也被美国一些舆论称之为“基辛格式”的访问，意在为拜登访华同中方协调。

在我看来，苏利文访华和基辛格访华唯一的相同点是两人的职务，即便他此行真的是为拜登访华铺路，也肯定不能和基辛格的秘密访问相提并论，美国也不可能再出一个基辛格。

当年基辛格密访北京，首要任务并不是来协商尼克松访华之事，而是和中国联手，收拾苏联，为此来听取中方意见的。 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再加上当时美国国务院系统像今天一样，以反共为政治正确，因此秘密外交这个使命，不太可能交由国务卿或国务院某位官员，这样极可能走漏风声，导致和中国联手反苏这个大战略无法达成。 而从保密性来说，国安助理相对容易进行秘密外交。

现如今中美关系遇阻，但两国的外交渠道大体还是通畅的。 虽然这不表示就没必要使用秘密外交，比如苏利文此前和王毅在第三国见过三次面，每次会谈都长达10多个小时，名曰两国的战略沟通，在消息公布前外界也一无所知，就此而言，亦算是秘密外交，然而，其意义根本是不能和基辛格的秘密访华相比的，即使形式上也有诸多不同。 基辛格对北京的秘访全球都蒙在鼓里，根本预料不到，沙、王的秘密会谈，尤其第一次，外界虽也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料到，但知道两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总会见面的。

这次苏利文到北京，虽在外界预期之外，然而从事后公布的会谈内容看，不过是重复之前两人谈论的议题，尤其是管控两国分歧，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它不是美国战略的改变。 是否有没公布的秘密内容，比如双方达成了拜登访华的共识？ 也许有，然而，即使拜登能够访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它最多弥补拜登四年总统任期没有踏上中国土地的遗憾，成就的是拜登的外交遗产，对美中关系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因此，无论如何，这次苏利文的访华，算不上“基辛格式”的密访。 而在当今美国，也不可能再出一个基辛格式的政治人物。 对此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当下的时代大环境，和当年基辛格访华的背景完全不同。 那时是美国需要中国，共同对付苏联，但如今恰好相反，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战略界曾一度有联俄反中的想法，传言正是基辛格本人，在川普上台后拜访他时，向后者这样建议。 也许基辛格想重演一次他过去开创的历史，川普也对普京和俄罗斯颇有好感，但是他还是未能接受基辛格的意见，让它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 不是川普不想联俄反中，而是在华盛顿遇到的阻力实在太大，他推不动。

作为地缘政治的玩家，华盛顿继承了英国的均势和离岸平衡的外交思想。 按道理，联俄反中的战略是不难推动的。 而之所以不能成为华盛顿的决策，原因在于，华盛顿的外交也必须服从美国政治正确的需要，也即美国当今的外交掺杂了很强的意识形态因素。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被美国划为和北京一样的“威权专制”国家，彼时俄罗斯又出兵从乌克兰手里抢夺克里米亚，再加上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在美国也就掀起了一场反俄浪潮，连川普都被民主党攻击有通俄嫌疑，以致不得不对俄示强。 这就错过了联俄共同对付中国的好时机。 等到拜登上任，民主党和拜登本人本来对普京和俄罗斯的印象就不好，在俄入侵乌之后，被划为“邪恶轴心”，成了民主世界最大且即刻的现实威胁，华盛顿也就根本不可能考虑联俄反中的问题。 连极力鼓吹这一思想的米尔斯海默后来也有所调整。

二是，美国新生代的战略学者和对华学者，也普遍丧失了对中国的理解同情和好感，主张和中国进行战略对抗，即使那些认为应该和中国再接触的外交学者，也对中国的共产体制和习近平的专政持一种厌恶心态。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实行过麦卡锡主义，迫害那些曾经和红色中国有过接触打过交道，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学者，让美国学界对中国噤若寒蝉。 可这只是封出了学者的嘴，并不能使他们改变原来对中国应有的情感，只不过让他们把这种情感隐藏了起来。 老一辈的美国的中国学者中，很多在中国渡过了一个长阶段，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和政治，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人，他们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投入了很深的情感。 像费正清、傅高义等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些学者在基辛格访华打开美中交往的大门后，成为美国改善对中关系的重要推手，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期。

但如今，美国的对华学术圈状况完全改变，老一辈的拥抱熊猫派纷纷故去，退出历史舞台，即使还在世的，也已经被边缘化。 新一代起来的对华学者，虽然人数规模要比过去多，但普遍不像老一代学者那样，在中国呆过很长时间，有着第一手的资料和现场感，他们的中文也许说得不错，但很多都是从报道和互联网得来的，当然也就缺乏老一代学者那样的对华情感。 这一方面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理智，但另一方面也缺乏同理心，更易接受舆论的看法，从竞争的角度理解和研究美中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改变，为美国的中国学者转变对中态度、情感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政权变得越来越极权，连曾经的一些知华派，如沈大伟、罗奇等也不得不转向，批评中国。 如今，美国的对华学术圈，熊猫派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屠龙派，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者占多数。 这种对中国态度和情感的集体转变，当然也会影响到政治人物，比如，前不久成为哈里斯竞选搭档的沃尔滋，是美国政治人物中少有的对中国还怀有某种好感的人，但是对中共也照样直言不讳地批评，主张对中国的战略竞争。

可以说，美国政坛不会再出现“基辛格”，这正是美中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一个写照和象征。 事实上，如果基辛格本人在世，他也不可能再成为“基辛格”。 下一个基辛格的出现，也许是未来二、三十年后的事。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