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踩着9厘米粉色高跟鞋走来，扎马尾，齐刘海，黝黑的皮肤映衬着身上一袭白色修身长裙，裙摆上点缀着红玫瑰。粉紫色镯子和银灰色手表并排套在左手腕上，指间还挂着一个粉白相间的皮包。

　　从背影来看，你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一名女性。但她一开口，粗粝的嗓音立刻暴露了男性特征，再加上嘴唇上方隐约可见的青色胡茬，顿时引来周围人的注目。

　　这是本文主人公，一名28岁的跨性别女性。

　　2021年春节，她告别了男性身份“孙树田”，为自己取名孙悦灵，向家人正式出柜。一年半后，她被父母送入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强制扭转，经历了七次电击治疗和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身心严重受创。

　　今年年初，孙悦灵决定起诉这家精神专科医院。她的代理律师郭睿称，根据公开信息，这是国内跨性别者起诉扭转医院的第一案。

　　最开始，孙悦灵向外界展现出了一个逃离“旧世界”、捍卫性别多元主义的斗士形象，故事的展开也顺理成章——关于一个性少数人士如何在重重压力下，挣脱家庭控制与传统规训。

　　但回到县城老家，她更加弱势的父母生活窘迫，在熟人社会备受舆论压力。而孙悦灵离家后，在街头流浪，频繁陷入失业困境，数次企图自杀。理想中没有歧视的乌托邦，在现实社会并不存在，她掉入新与旧的缝隙中，痛苦挣扎。

　　故事本应在这里结束，却出现了意外转折。孙悦灵提及的诸多经历，被发现存在虚构成分，这让她被视作“精神病人”，同时也成为不完美受害者。

　　对于孙悦灵的前后矛盾，援助过她的心理咨询师如此形容，“我想，这也是人性的复杂性，和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斗士”

　　我第一次见到孙悦灵，是今年8月2日，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门诊前。她看起来有些紧张，与人说话时，眼神先看向地面，然后立刻瞟向别处，不直视对方，嘴里不停碎碎念。

　　见面前，孙悦灵在微信上发来好几个长语音条介绍自己，“我2021年正式向父母出柜，2022年就被父母关进扭转机构，2023年才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可以说这几年，我一直在跟父母反抗与斗争。”

　　说到“斗争”两个字时，原本平淡的语气突然加重，接下来的几句话，仿佛在发表演讲，一字一顿地吐出标准答案——“坚持性别多元化，坚持按照彩虹意志在走，性别不再是单一的，唯有支持多样化才是正道。”

　　出柜后，她坚持在从小长大的县城穿女装，父母指责她影响恶劣，让一家人没脸在县城待下去。她向医生吐露了两次自杀，其中一次是2023年9月，因为父母经常骂自己“二椅子”（北方方言，形容男孩没有阳刚之气）、“阴魂不散”、“不正常”，她割了腕，被朋友送去医院抢救。

　　“你有没有想过不走这条路，回到自己本身的那个？”候诊时，一位陪孩子来的中年阿姨轻声问她。

　　这句话唤起了她的表达欲，“受父母反对，差点就放弃了，但是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我的内心就是女生。”她越说越激动，声音回荡在安静的大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社会再怎么变也改变不了我，你知道吗？”

　　孙悦灵的背影

　　一个捍卫性别多元的“斗士”，这是她最初展现出的形象。

　　为此，她还主动谈起做过的行动——大学时创建LGBT公益团体，当时她还没有正式出柜。

　　被问到创建契机时，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输出理念，“每个群体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应该有包容天地万物的心理，给予ta们生存空间，创建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不再充满偏见和歧视，多好……”

　　阐述持续了近两分钟，直至说到尽兴，“我当时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爱与和平。”

　　采访初期，她经常答非所问、描述夸张，问及事件和细节时常常回避，反而在说起“大词”上滔滔不绝。她有一套应对问题的话语体系，频繁说到爱、多元、包容、做自己，并痛斥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在北京看病短暂停留的两天，孙悦灵穿着女装，拿着男性身份证入住青年旅舍，遭到老板的拒绝。

　　第二天，她发来消息，“临时住的地方太难找了，都（只）认可二元性别”。紧接着又控诉，“多元性别在大城市有阻碍，当今社会多元性别身份在哪儿？”

　　临时生活

　　从北京回到天津，“斗士”的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她露宿街头、朝不保夕。

　　临时的“家”原本在朋友的汽车后备厢，后来搬到小区地下车库。狭窄黑暗的空间里，两个行李箱装着衣服和被褥，地上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依次排开，盛着化妆品、速食、中药和日用品，这些是她的全部家当。

　　8月5日零点左右，孙悦灵到达一座废弃酒店门前的圆形穹顶下，先把一层薄薄的蓝色褥子铺到地上，再放上粉色枕头、脱掉白色蝴蝶结鞋子，然后熟练地躺在“床”上，开启睡前刷手机时间。

　　地铺周围被四根廊柱环绕，附近常有黄鼠狼出没。即使露宿街头，她也保持着一些精致的习惯，比如抱着一个棕色小熊玩偶入睡，行李箱内还装着粉色丝质睡衣，等街上无人时，她就换上。

　　孙悦灵露宿的废弃酒店门前

　　流浪生活，是从离家后开始的。去年9月，她跟父母决裂，逃离了县城，大脑脱离了控制，身体再次摄入雌激素，绿皮火车把她带到很多城市，歧视和偏见被远远抛在身后，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她也开始寻找身份认同，每天关注LGBT群体的新闻，加了很多跨性别社群，参加线上活动和讲座。属于性少数群体的概念和知识，进入她的视野，如今嘴里蹦出的各类理论，就是学习后的成果。

　　那些语言，为她勾画出一幅理想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而她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城邦的建设者，她仿佛“重获新生”。

　　但从网络回到现实，理论失效了，谋生才是最大的困难。

　　孙悦灵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毕业后，尚未出柜的她去过秦皇岛一家电子厂，做零件测试工作。招聘条件中明确规定，员工不能穿奇装异服，她只能以男性形象出现在工厂实验室，回到宿舍后，再偷偷穿女装、吃药，被偶然发现后，受过几次议论和嘲笑。

　　她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隐藏得很好，但入职不到一个月，领导就要求她主动离职，并未明确告知缘由，她没有拿到工资。

　　出柜后，就业更难。当她穿着女装应聘，而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时，招聘方几乎清一色地拒绝。唯一接纳她的是零工行业，她做过线上兼职主播，还有一些不看重形象的临时工，比如在东北麻辣烫店当服务员，一个月收入两千多元。

　　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离家后的孙悦灵变成了“浮萍”，无依无靠，只能依赖跨性别社群的支持。她最信任的跨性别姐妹王敏，也是通过社群结识的，今年3月，孙悦灵去天津投奔她。

　　此后，王敏几乎成了孙悦灵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用自己的医保卡，给孙悦灵挂号，还为她支付每个月1500元的房租。有几次，孙悦灵在王敏家吃她母亲送来的饭，羡慕地说，“剩饭也好，我这都没人给我送。”

　　两个月后，王敏也无力负担房租，孙悦灵开始走上街头露宿，她后来在医院的检查指标显示，身体营养不良。

　　跨性别社群的志愿者陈军米，见证了孙悦灵失业期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面——难以集中注意力，感到紧张焦虑，经常诉说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希望更多人关注她的存在。

　　孙悦灵的处境不是个例。由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21年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显示，3381位跨性别者中，失业率为15.9%，约为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的2.7倍，还有30.7%的受访者年收入低于一万元。

　　为了生存，大部分跨性别女性选择隐藏真实身份，过一种“双面人生”，公开出柜的人则普遍靠家庭救济。陈军米看到了背后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她（孙悦灵）没有被看到，被社会遗弃掉了。”

　　7月的一个深夜，孙悦灵在地铺上刚要入睡，一个叫曾志的跑腿小哥突然过来搭话，说自己也露宿在旁边。两人互相吐露伤痛，孙悦灵诉说出柜的经历，曾志聊起在东北老家患“精神障碍”的母亲。

　　两个“无家可归者”开始相互扶持，曾志早上给孙悦灵买早餐，孙悦灵跟他一起跑腿，遇到太沉的单子，两个人就一起抬。周末不接单时，曾志骑电动车载着孙悦灵去医院看病，或者兜风游玩。七八月天津多雨，他们各自搭帐篷睡在街头。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曾志充当了孙悦灵临时的“家人”，她感慨过，“如果没有小哥照顾，我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

　　被制造的病人

　　被强制送医的97天，给孙悦灵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

　　她总会做噩梦回到精神病院，毫无反抗之力；她控制不住情绪，像一颗“定时炸弹”，曾在寄住朋友家时深夜发脾气，影响了楼下孕妇休息，不得不向对方赔钱道歉，搬了出来。租房期间，她经常产生自杀念头，王敏几乎每天陪她语音聊天，一直到凌晨一两点。后来因为“闹”自杀，警察来了两次，房东拒绝继续出租，她才开始露宿街头。

　　8月2日，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卫生检测结果显示，孙悦灵有轻中度抑郁倾向、中重度非社会化倾向，最大可能的社会适应障碍、行为障碍，以及强迫、疑病、惊恐发作等。

　　孙悦灵曾接受电击“扭转治疗”的住院楼

　　今年年初，律师郭睿决定代理孙悦灵的案件，以侵犯人格权、人身自由权起诉电击扭转她的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又称“秦皇岛市第五医院”）。案件于8月13日开庭，孙悦灵向医院索赔包含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2931.22元。目前该案处于调解阶段。

　　郭睿指出了两点问题，一是医院对强制收治权力的滥用，二是对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的双重歧视， “此事能进入法律程序，将对更多被扭转治疗的受害者有帮助，具有公共价值。”

　　8月5日下午，距离案件开庭前一周，孙悦灵回了一趟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她曾在这里被诊断为“同性恋”，具体说法是：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医生告知她母亲周桂芳，这就是“精神病”，需要入院治疗。

　　坐电梯上三楼，到达“临床二科”住院部，两道铁门背后，是患者所在的病房。2022年7月22日，两个又高又瘦的男护士把孙悦灵押入铁门后，用束缚带把她绑在病床上，直到傍晚才松开。

　　病历显示，收治时孙悦灵意识清晰，定向力准确，对答切题，在勉强状态下住院，周桂芳签署了《非自愿入院治疗知情同意书》。

　　入院第11天，住院医生张玲在查房记录中写，“思维未见明显变化，仍不愿意换下女装，不愿理发。”又过了25天后，药物仍未改变她的性别认同，她反复询问医生，“为什么不做父母的工作，让父母理解这个群体？”

　　2022年8月28日当晚，孙悦灵忽然收到护士发的蛋糕和牛奶，吃完后开始禁食禁水、测体重，她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治疗方案有了改变。第二天，护士把孙悦灵带到MECT治疗室，她躺在病床上，先被注射麻醉剂，然后手脚和胸口被贴上金属片，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按下按钮，电流立刻通过全身。

　　疼痛袭来，她呼吸困难，晕了过去，再次睁开双眼时，已经被推回病房，躺了很久才缓过来，电击后的食物是鸡蛋糕。此后每隔三四天，孙悦灵就会在晚饭收到牛奶和蛋糕，这是一种信号，第二天要电击了，当晚就要在恐惧中度过。

　　她反抗过两次，都毫无作用，直到第七次电击结束，牛奶和蛋糕才没再出现。

　　针对孙悦灵性别认同而采取的“扭转治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潘柏林认为并不科学，“非但无效，还会加重自我厌恶和焦虑情绪，甚至会引起更严重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潘柏林从业20年，发起了国内第一个“跨性别多学科综合门诊”，已帮助超过2500位跨性别者。

　　孙悦灵出院后，心理咨询师W曾为她做过一段时间公益咨询。孙悦灵提到，电击把她整个人都电坏了。W曾访谈过多位被电击治疗的跨性别者，发现电击会对大脑神经造成严重损伤，创伤压力之下，人会产生严重的解离和遗忘，进而变得避世、易怒、性格极端或边缘。

　　临床二科病房

　　两年后重返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在8月5日当天的出诊表中，孙悦灵看到了熟悉的名字：临床二科主任王秀奎。她挂了号，走入诊室。

　　穿着白大褂的王秀奎上身前倾，眼睛从两个镜片后露出来，认出了她，“你是不是住二科？我认得你，不用诊断，你是不是有点性取向问题？”

　　和当初一样，王秀奎认为孙悦灵是同性恋，直接诊断为“性取向认同障碍”。孙悦灵则强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我属于非二元性别，你们医院应该缺这个概念，性别认同障碍和性取向障碍有区别，知道吗？”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孙悦灵拿到的诊断为“易性症，男跨女”。根据2022年最新生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1版》，与跨性别相关的“性别认同障碍”不再被列为心理疾病。

　　王秀奎坚持自己的诊断，他用中西方国情不同来解释，“那是国外讲‘去除’，在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咱们中国诊断的癔症，他们还没有呢。”

　　他所在的临床二科，每年都会接诊两三个LGBT人士，先下诊断，再取得监护人同意，就可以完成收治，当事人的意愿则被排除在外。

　　扭转成功过吗？王秀奎说，“成功不了，几率很小。”

　　但他仍然把对孙悦灵的“扭转”视作“正义的试验”，一是促进家庭和谐——“因为‘他’爸妈有这个需求，试一试，了了他们的心愿，给‘他’纠正过来，找个女朋友结婚，正常过日子嘛。”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他’爸妈因为这个自杀，不影响社会治安吗？”在他口中，这场试验的最高期限是三个月，时间一到，医生就告知孙悦灵父母，已经治好了。

　　但如今孙悦灵的性别认同仍然为女，王秀奎摆摆手，表示现在不会再收治了，“我们投降了，治不好，她脑子就这么想的，就是真格的。”

　　谈话接近尾声时，这名医生还提及对LGBT人群的看法，“不违法，但如果人类都是同性恋的话，这世界就灭种了，这个地球是不是就要灭亡了？”

　　面对年轻人的性别多元思想，他的态度是，“不是一代人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大规律”。

　　重返“旧世界”

　　迈出精神病院的大门，孙悦灵坐上车，一路向北，往她心中更深的“旧世界”驶去，那是8月5日傍晚。

　　她的老家是河北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县城，没有火车站，需乘坐两小时左右的大巴才能到达最近的市里，直到2018年，县城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她的父母在这个熟人社会生活了几十多年，在街坊邻居的注视下工作、结婚、生子。

　　2021年春节，她把长发、女装和跨性别的概念带了回去，正式宣告，“我想以女孩子身份进入社会。”

　　“这辈子没见过，没听说过。”阖家团圆的日子，父母的天塌了。第二年，母亲周桂芳听从朋友的建议，把孙悦灵送去了精神病院，

　　周桂芳没去探视过，捎去了日用品和衣服，打过一次半小时的电话。电话里，孙悦灵哭诉自己崩溃了，“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周桂芳回复，好了就接你出来。

　　那年中秋节，孙悦灵是在医院度过的，没吃到月饼，出院遥遥无期，她感到绝望。护士跟她闲聊——要是想出院，就得表现出男孩子的样子。一个病友出主意，“你就得找个女的形婚，稳住你爸妈。”

　　他们的话提供了一种思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要像男生一样，才能离开”，这个想法出现后，她决定牺牲长发，换掉女装。

　　住院两个多月后，医生的查房记录有了变化——“患者服从管理，同意将头发剪短，能随其他病友参加康复治疗。”

　　直到住院97天后，父母来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

　　秦皇岛市第五医院康复课程表

　　入院时是盛夏，出院已是深秋，短发的孙悦灵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袖走出医院，眼前的一切都很不真实。

　　父亲来接她，到家后母亲做好了饭，激素药停了之后，她的胸部缩小，恢复了男生的样子。两个老人觉得，原来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回到房间，孙悦灵发现自己的化妆品和衣服都消失了，手机也不见了。她不在时，母亲处理了一切，周桂芳给了她一台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去医院走了一遭后，她意识到，反抗只会加深矛盾，于是决定在父母面前扮演男性，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二老的理解。

　　但压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孙悦灵的性别开始发生流动，时而是男，时而是女，徘徊在两性之间，后来变成“两个灵魂在抢占一具肉体”，无法融合，无法控制，直至被扯成两半，“变成双重人格，都快精神分裂了。”

　　她必须做出选择。2023年9月初的夜晚，大吵一架后，她推开家门。母亲威胁道，“你只要走出这个门，以后还是这种状态，就永远不用再登大门。”

　　孙悦灵没有回头，踏上火车。

　　8月5日傍晚，孙悦灵回到老家

　　一年过去，她还是回来了，回到了这个原本“再也不想回来的伤心之地"。狭窄的石板路上，高跟鞋撞击地面的声响停在一扇红色铁门前，她希望跟父母和解。

　　门没上锁，轻轻一推就开了。穿着紫色花衬衫、白发爬上双鬓的周桂芳从屋里走出来，目光瞟到门口的孙悦灵，就条件反射式地摆手赶人，“不行不行，走走走。”

　　紧接着是一连串拒绝，“我们不认识她”“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孙悦灵积攒的情绪瞬间爆发，“就这么固执，死活不肯认我，巴不得我死了。”

　　跟离家那天一样，“咣当”一声，大门锁上了，沟通的窗口也随之关闭。

　　被父母拒之门外的第二天，深夜12点左右，我收到了王敏发来的消息——“灵儿吃安眠药了，想自杀”。但当我急忙赶到孙悦灵的住处时，她正在跟王敏打语音，没有服用安眠药。

　　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她先是吐露对父母的理解，“他们逼迫也有苦衷和无奈，半辈子都在为老思想而活，做子女的应该理解老人的不容易。”然后大声地自我攻击，“所有错误都在我身上。我活着就是个错误。我对不起父母。我该死。”

　　援助孙悦灵的社工核桃告诉我，自杀有三个步骤——意念、计划和行为，如果找到宣泄渠道，痛苦减少，自杀意念就会降低，如此反复。而自杀干预的正确方式是，把每一次求救都当成真正实施来处理。

　　她也多次提起，要把死作为最后的反抗，逼父母转换观念——“我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改变这个事情”。

　　愧疚、威胁和寻求理解相互交织，这是跨性别人群共性的复杂心理，心理咨询师W转述过一些人的真实想法——“如果我死了，父母就会后悔，他们就明白我有多难过。”“要是再这样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不行就来给我收尸。”

　　但生命的代价不一定会换来改变。核桃记得，一位跨性别女性先后三次自杀，最后还是离开了。她死后，墓碑被母亲以“儿子某某之墓”命名。

　　“就算你死了，他们还是接受不了。”电话那头，王敏冷静地劝说，“他们不接受，那你就为自己而活。”

　　“我从来没想过为自己而活，你知道吗？”孙悦灵的声音沉下来。

　　在那个深夜，一切关于“做自己”的宣言和口号都瓦解了，她变得不像初见时的那个反抗者，两个灵魂再次占据她的身体，一个奔向了新思想，一个还残留在“旧世界”。

　　生存，还是自由

　　孙悦灵企图自杀的第二天，我再次见到了她的母亲周桂芳。

　　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她把门掀开一条缝，迅速把我领到院子一角，一个多小时内，她始终警惕地瞪大双眼，语气惊恐，音量像耳语一样微弱，生怕任何谈话声穿透墙壁，惊动楼上卧床的老人，或者被路人听去。

　　这是一座老旧的自建砖房，院子不大，屋顶引水槽的铁皮锈迹斑斑，几块碎砖随意垒成台阶，门上挂着几串粉色珠帘，院子中央堆满白色泡沫箱，里面栽种的菜苗长势旺盛，灰土色墙上依稀还能看到，孙悦灵童年时用粉笔画的小人儿。

　　孙悦灵老家院子里的植物

　　自从孙悦灵出柜后，周桂芳就很少走出这幢老房子，为数不多的必要出行，仍能听到指指点点的声音，“她家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后来周桂芳连菜市场都不想去，经常在家里种菜吃，每当此时，孙悦灵就会在她耳边谈论跨性别的概念，周桂芳听不懂，认为她说的是“歪门邪道”。

　　周桂芳生活在县城几十多年，鲜少走出去，孙悦灵的出柜原本是一次接触新思想的契机，但“旧世界的墙”太过坚固，难以打破。

　　跑了全国各大医院后，周桂芳得出结论——医生是为了盈利挣钱，才建议孙悦灵做性别重置手术。接触心理领域从业者后，她仍然觉得，“多数都不正常，他自己不正常，就盼着别人也不正常。”

　　直到现在，周桂芳仍不知道电击治疗的后果，也不明白签署知情同意书意味着什么，但她坚持认为要配合医生，“人家说咋治，咱们都得签。（电击）肯定有风险，但是有好多人那么治好了。”

　　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闻所未闻的性别多元思想，对周桂芳来说都太过遥远，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生存问题。

　　她连续吐露出经济困难：老房子年久失修，一漏雨就得用盆接；丈夫智力有残疾，母亲也卧病在床，如果不是照顾两个病人，她就去后厨洗盘子，在县城，一天挣50块的活也有人抢着干。她提前为自己的晚年下了预判——“小病吃点药，大病治不起”。

　　孙悦灵的出柜让原本窘迫的家雪上加霜。周桂芳口中，孙悦灵“属于要债鬼”，毕业后就一直消耗家里的钱，还信用卡和花呗。去北京求医时，两人一起露宿街头。在家住期间，“有点钱就买那个……”周桂芳试探着说出“外卖”两个字，还有几十块一盒的激素药，而几十块是她和丈夫半个月的伙食费。

　　作为母亲，周桂芳希望孙悦灵退一步，“等把钱挣到手了，再穿女装。”

　　舅舅曾给孙悦灵介绍过一个央企办公室的工作，这是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填简历时，孙悦灵最终放弃填写性别一栏，痛苦转化为控诉，“我被你们搞得哪有性别，只能不填。”

　　孙悦灵坚持要性别自由，周桂芳必须考虑现实生存。先解决生存，再追求自由，是很多家长的想法，但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跨儿撑不到那一步。

　　而在县城人的认知里，“自由”是有钱人的“特权”。一个亲戚告诉周桂芳，“除非是有的是钱的家庭，不然哪家受得了。”算命先生则建议她，这孩子只能放任，“除非你们是忒有钱的，乐意给她就给她。”

　　周桂芳流着泪说，“我要有这个能力，我何愁给她掏钱做手术，我有能力我就支持‘他’。”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道理。一位山东跨儿家长列出了孩子出柜后的一系列手术费——正畸3.3万，去势（切除睾丸）1.3万，植发3万，做脸9.5万，喉结1万，性别重置5.5万，共计23万左右。还有一位北京跨儿去泰国做手术，各项费用加起来一共十多万。两个案例都属于所在城市的中产家庭。

　　钱也不只是钱，还代表着社会地位、资源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母亲，在孩子出柜不到一个月，就带她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得到了正确的就医指导。母亲还找了心理咨询师，帮助自己和孩子处理心理问题。后来，她积极参加北京同志中心组织的活动，逐步了解和接受LGBT人群。

　　尽管寻找到了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这位北京的母亲仍然用了五年的时间，才从心底真正接纳孩子。而接受只是第一步，此后她还要面对整个家族、面对社会，这个议题将伴随她一生。

　　周桂芳却连第一步都未能抵达，为精神病院掏出的五万多住院费，是她心中最后的自救，结果只把她和孩子的关系推向了暴力的深渊。

　　有一次吵架，周桂芳记得，她被孙悦灵推着肩膀到屋门口，“给你弄住了，就想着置你死。”她和丈夫吓坏了，半夜不敢睡踏实，一点动静就醒过来。回忆起来，她的眼神满是恐惧，“怕她再闹出啥事儿，拿刀子把我们杀了呢。”

　　但孙悦灵不承认自己动过手，反而提起父亲的暴力行为——出柜那年的夏天，她穿着一个带兔子图案的衣服，父亲看不顺眼，动手打了她。周桂芳对此否认。

　　到底是谁使用了暴力，成了一场“罗生门”。孙悦灵离家出走时，周桂芳心灰意冷，“让‘他’进来，我们的生命就得终止了。”

　　面对难以修复的裂痕，周桂芳同样矛盾，一边控诉孙悦灵是自己痛苦的制造者，“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他’。”一边又强烈地谴责自己，“我上辈子绝对是一个坏人，干了很多很多缺德事儿。”

　　孙悦灵离家后，周桂芳依然困在这座老房子里，困在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里，她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与人交流，也恐惧网上潮水般的舆论，更无法像孙悦灵一样，习得一种新的语言和知识，在其中得到庇护。

　　采访那天，她只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就关上了大门。

　　不完美受害者

　　我去见周桂芳时，孙悦灵搭乘火车回到了天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公园、街头长椅和24小时便利店度过的，8月初的一个下午，她悠闲地走在夏日街头，路过刨冰、大麻花、杏皮茶、狗不理包子，道路两旁是翠绿的梧桐叶，一抬头，透蓝的天上飘着带线的风筝。

　　深夜，在常去的便利店，她进入王敏的直播间，化身“霸道总裁”，谈起公司打算在天津开一家娱乐城。直播间里，几位熟识的朋友都默认她的身份，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言。

　　孙悦灵压不住嘴角的笑意，大方承诺给朋友们提供重要职位，“回头派点人来天津，开个分部，让我姐变成项目负责人，再让XX哥当管理。”

　　但当讨论氛围到达高点时，她忽然叹了口气，吐露公司最近陷入了困境——资金亏损严重，她掏出几百万堵窟窿，导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同时外部竞争对手打压，拿下的地段有争议，而内部董事会又“暗流涌动”，她不能立刻公开跨性别身份，因为“有两股势力在跟我对着干，如果传出蛛丝马迹，让他们把我扳倒，我就完了”。

　　“你好，有整箱的酒吗？”两名男子忽然走进便利店，打断了这场商战表演，孙悦灵收回总裁的口吻，尴尬一笑，“我不是店员。”然后转向直播间，继续调侃道，“看来我是有服务员气质啊。”

　　我搜索后发现，她口中的娱乐公司，公开股东名单里并没有她的名字。慢慢地，她的其他身份也开始露出破绽。

　　她曾说自己大学就读于河北传媒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但学信网账号显示，她实际毕业于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她多次提过，毕业后在一家MCN机构当主播，出演过一部古装网络微剧《白狐传奇》。但这家MCN机构的法务在采访中表示，和孙悦灵只签了合作协议，不存在正式劳动关系，且她签约后大概率没有直播。

　　就连她的社交媒体形象也是“假的”。孙悦灵说自己从小就学习古筝，并在朋友圈持续分享一位女生弹古筝的视频，用自己的口吻配字，“小女子灵儿献丑了”。

　　这名女生跟孙悦灵长相完全不一致，其实是天津一家娱乐公司的签约主播。那部网络微剧的女主角，也另有其人，当一张截然不同的脸被举到面前时，孙悦灵却信誓旦旦地说，那就是化妆后的自己。

　　她穿梭于多重身份外壳之中，但真正走上前，掀开每一个壳子，里面都空空如也。

　　我把上述情况描述给了精神分析家龙伞树，对方判断，“她的精神问题很严重，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人生，就把想要的那部分拿过来，编织成自己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讲，她是一个缝合怪。”

　　另外他觉得，不能把孙悦灵的行为简单定义为欺骗，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那是她唯一的选择——“当一个人一定要用伪装的人设来面对你或者世界时，那意味着她坚定地认为，原本的自己是绝不可能被任何人接受的。”

　　但后来，一个更大的谎言浮出水面。

　　8月7日，孙悦灵再次离开老家

　　认识第一天，孙悦灵就告知了一个噩耗，今年7月在天津的医院被诊断为恶性心脏主动脉瘤，她的社交媒体上有诊断截图。后来她又透露肿瘤是晚期，只剩下两个月寿命。

　　因为承担不起手术费用，孙悦灵经常把“死”和“痛苦”挂在嘴边。她曾向陈军米求助过，对方提出可以筹款，要求她发送医院的票据开销，她一直没有提供。

　　起初，肿瘤的真实性没有被重点怀疑，直到一天深夜，律师郭睿带她做心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没有肿瘤，心脏结构功能未见异常。后来，我又发现，她在天津的心脏诊断截图，患者信息并非她本人，而是来源于网上一名38岁的女性患者。

　　当病例截图作为证据放到面前时，她突然不说话了，手里不停摆弄纸巾，言辞闪烁，“我当时不方便公开我真正的病情……转院没来得及回去取……”

　　我表达了对她的理解，而不是批判，希望她说出真实想法。她突然背过身去，语气淡漠，“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我又继续询问她，关于编造其他身份的动机，“你是希望以这种形象跟我们认识吗？”

　　她回答，“对。”

　　她陷入沉默，片刻后，突然抬头看天花板，嘴里自言自语，“一步错步步错，有因必有果，因果报应已经到我身上了，如果没有违背父母的意愿，我怎么能落到这种地步？”

　　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不同程度地抛向了支援她的律师、志愿者、社工和记者，大家被她“搞得很崩溃”。但是目前为止，所有接受采访的医学和心理专业人士，都无法给出明确判断——她的行为到底是主观故意，还是疾病使然。

　　但此前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卫生测查结果提示，她的心理状态重度异常。其中几处细节描述如下，“与人相处时缺乏爱别人的能力，惯于欺骗或操纵他人，缺乏自我责任感和社会道德耻感；常为寻求帮助而夸大问题的严重程度。”

　　“要说她处心积虑骗别人，好像也能理解，人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做出这种行为，只能说是一种不幸，也没办法在道德上对她过多谴责。”社工核桃说。

　　知晓一切后，志愿者陈军米仍继续为孙悦灵提供经济和心理支持。她接触过的跨儿中，无论从学历、家庭关系，还是经济状况来看，孙悦灵都是最边缘和最需要救助的一个。

　　“要追求一个完美的当事人非常难。”陈军米说。

　　一次获取爱的尝试

　　回到最初的起点，是孙悦灵的性别探索之路。

　　一条线索是女性性格心理的出现。9岁左右，她喜欢娃娃、和女生玩得来，看偶像剧时，代入的是女性角色，比如《仙剑奇侠传》里的赵灵儿，能跟李逍遥发生一段爱情。18岁之后，她开始讨厌胡须和喉结，担心自己变成“大叔”，她只对男性心动，阳光帅气的男生是她偏爱的类型，“最好有胸肌腹肌”。

　　2020年，她大学毕业，进入一家直播公司工作，公司建议“男扮女装”，她有了机会穿女装、留长发、化妆，终于“找到了自我”，后来在激素类药物的作用下，胸部一天天膨胀起来，她感受到“身心合一”的愉悦。

　　在她的讲述中，除了内心的本能外，还有另一条脉络，那是一个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上小学时，“孙树田”是个瘦小的男孩，被一群高高大大的男孩欺负，有人把垃圾桶扣在他头上，叫他“小怪物”，他向老师和家长求助，但没有靠谱的大人出面解决问题。

　　大二那年，他20出头，被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网友吸引，想跟她恋爱。在一家小餐馆里，1米58的“孙树田”见到了身高1米7左右的女生，对方嘲笑他个子矮，表示只能当普通朋友。他很受伤，产生了一种念头，“异性对我根本不感兴趣，做男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后来个子矮成了“孙树田”的心病，他还特地去老家权威的相亲机构打听过，女生的择偶标准里“1米75以下的男的不要”。

　　即将毕业时，他又被一种社会化的压力迅速裹挟——必须得多挣钱，必须得养家糊口，必须得有个对象，必须得传宗接代。

　　“我为了摆脱男人的命运，一步一步走上那条道。”在孙悦灵看来，这都是“孙树田”选择做女性的诱因。

　　两条脉络相互交织，打破了我对“LGBT人群完全由先天基因决定”的认识。潘柏林表示，目前为止，医学界对于跨性别的成因是“先天”还是“后天”尚未有明确结论，但更多学者认为，先天因素在其形成中占有更多可能性。

　　龙伞树的实际经验则相反，在给LGBT人群做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完全由基因决定——“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促使ta们做出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

　　在他看来，这个选择是一种获取爱的尝试，或者说，一个关于爱的困境。“不论是她（孙悦灵）的精神还是身体，可能从来没有被另一个人好好对待和接纳过，她才坚信，需要改造自己，才有可能被爱。”

　　于是，她杀死了“孙树田”，变身为孙悦灵，一个不断生长的女性自我破壳而出。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跨性别女性中大多数都肤色白皙，黝黑的皮肤成为孙悦灵新的焦虑，她买了很多美白和护肤产品，还计划削个骨，做面部整容。

　　社交媒体上，她躲在“标准美女”的照片背后，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容貌焦虑，“我太矮小了，越来越难看了，我变得好丑啊。”

　　她身上依然有“孙树田”的影子——不敢在人前落泪；认为应该杀死所有日本人；喜欢纠正别人来显示自己，“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经常脱口而出荡妇羞辱的话，“XX愿意勾引男人，是个小贱人”。传统男性气质中暴力的一面，也会时不时显露在她身上，比如习惯性发脾气、骂脏话，跟朋友吵架时，扬言要“弄死对方”。

　　而她对女性的理解，仍停留在最传统的模板——女人不应该抽烟，应该穿高跟鞋、短裙、出门前化很久的妆，一定要做个“正经女人”，或者“小鸟依人”的女人。

　　从一个被社会建构了20多年的男性身份，到另一个同样被建构的女性身份，过渡期是混乱的，甚至是割裂的，寻找自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改变性别后，孙悦灵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爱情。很多直男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后，第一句话就问，约吗？

　　她渴望的是爱，不只是性。但现实是，大部分直男都只对她的生理结构感兴趣，有一次她果断拒绝，对方满不在乎，“你不来找我玩，我就去找别人玩。”

　　她羡慕王敏，出柜前后都很受欢迎，拥有一个成功人生，相比之下，自己则是失败，“做男人，不招女人喜欢，做女生，不招男生喜欢。”

　　她越说越激动，忽然脱口而出，“我要有老婆孩子，我可以放弃做女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反复询问后，我才明白她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想拥有一个理解她、陪伴她、关爱她的人，至于性别，无关男女。

　　回县城老家时路过隧道

　　我想起那次重返“旧世界”的行程。车子一次次穿过漆黑的隧道，隧道的尽头是光，外面有苍茫的山、洁白的云、蔚蓝的天，有那么广大的世界，她缩在后排座位，喃喃道，“金星说过，爱不分性别。”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孙树田/孙悦灵、周桂芳、王敏、曾志、核桃、龙伞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