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竞选活动中提出建立“亚洲北约”强化对华威慑力，并在之前访问台湾，加之他长期深耕安全防卫政策的经历，因此有分析认为，中日关系在石破时代挑战很大。笔者认为，石破时代中日关系最大的挑战可能不在政治关系上，而是在如何破解中日“社会认知赤字”上。

　　首先，石破作为保守派政治家，必然会在一些问题上、对华言行上，展现强硬姿态，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此次高市早苗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意识形态保守色彩过浓，无论是自民党内还是民众都有所担忧。

　　从自民党内来看，此次被任命二号人物的干事长森山裕，近期曾经两度访华，还是中国长沙市的名誉市民。他在访华期间，就福岛核电站处理水问题和中国沟通，中日近期就此达成共识，取得进展。随着原来自民党内与中国长期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的二阶俊博年迈，森山很有可能成为自民党高层联系中国的新关键人物。

　　与此同时，前首相岸田文雄在过去两年与中国领导人两度会晤，双方达成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以及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契合新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日方提出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上述表态说明双方都认可对方对于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

　　此次中国领导人对石破当选日本第102任首相的贺电中，也再次重申上述表态。战略定位相互接受性意味着中日关系战略认知上的趋同性增加，这对于中日在具体的争端问题上实现管控，在可以合作的领域上多做加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以及二十国(G20)峰会将相继举行，届时中日领导人的峰会如能举行，将有助于这一势头进一步巩固。

　　在安全政策上，尽管石破茂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亚洲北约”实现可能性很低，但他会寻求当前的安全政策和亚洲北约之间的“中间状态”，战略方向是要在东亚(特别是海上)争取实现“美日双轴心—轮辐”的新安全架构，这将会对中日关系构成不小的挑战。但是否能够实现，也取决于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条件，以及国际上包括中国、美国以及亚细安等的各种制约因素。

　　当前中日关系最大的挑战，在于“社会认知赤字”。从2010年至2012年，中日关系经历“撞船事件”“购岛风波”导致外交关系跌入低谷以后，从官方层面来说，都在寻找稳定双边关系的路径。从2018年至19年，中日关系曾经出现小阳春的回暖，一度讨论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尽管之后中日关系下滑，但领导人两次会晤的总基调还是正面的。

　　社会好感度长期低位徘徊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日社会之间好感度长期在低位徘徊，尤其是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度的比率高达九成。如果社会认知长期处于负面低位，这将对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造成极大约束和限制，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在社会舆论真空中做出。

　　负面的社会认知是社会纽带脆弱的表现，中日之间的一些冲击，也可能会让负面认知恶化成为对抗性认知。如何缓解中日关系中的社会认知赤字问题，须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新力。例如，中国正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中国社会变得不仅更加富裕，而且在社会福利、养老医疗、卫生保健、环境等民生议程上全面的高质量现代化。日本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中日之间在聚焦民生问题上，完全可以深入挖掘潜力，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日本的超老龄社会已经持续多年，养老服务规模和质量都有很多积累;中国正在迈入老龄社会，中日合作的空间相当大。

　　从地方振兴角度来看，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东京一极集中、地方衰退的问题日益严重，而中国实施的“对口支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石破茂是来自日本较小的鸟取县的议员，也担任过地方振兴部长，竞选中也将此作为重要政策目标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同样中日有很多机遇可以探索。

　　要改善中日社会认知，要让普通民众感受到中日关系改善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造就支持中日关系改善的丰厚群众基础。中日的人员交往过去主要是日本人到中国，随着中国高速发展产生大量中产阶层，已经完全具备经济能力到日本旅游、学习和工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会为日本社会提供各种来华就业和创业的机遇。双方社会之间的直接互动，会带来社会认知的多元化和直观性，也会对那些网络上的极端认知产生有效的免疫力。

　　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有过民间外交优良传统，但在冷战铁幕和双方政治对立的艰苦环境下，中日社会交往为推动政治关系的突破积累基础，创造条件。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50多年，尽管双边关系还有各种困难，但比起50年前的状况要好得多，没有理由对中日关系悲观。两国民众都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有共通的期盼和平与繁荣的愿望。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社会老龄化、晚婚少子化等问题突出，但日本社会也从泡沫经济时代追求更快更强，转向追求稳定舒适;同时，中国经历几十年高速增长后，开始走向中速发展，人们要求更加舒适、更加健康、更加安心的要求也不断增强。中日社会的共通性，意味着社会认知改善是可能的。中日关系不是抽象的政治关系，也不是排他性局限于那些有经贸往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要构建一个覆盖两国社会各个层面、让民众能切身受益的社会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