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过去，武汉早已恢复车水马龙的繁华，但那76天的封城记忆，依然深埋在居民心中。

“疫情带来的许多后遗症，或者说是『次生灾难』，至今仍未被正视，这让我感到非常无力。”武汉社工郭晶回顾道。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汉出现并迅速传播，后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2020年1月23日，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实施封城。

34岁的郭晶是当时被困的武汉居民之一，在极有限的行动自由下，她目睹了商店关张，居民得不到帮助，他们的亲朋染疫而亡。

“这些问题就是后来在解封之后都不能被讨论，都要人们自己去承受。”

从武汉开始的新冠疫情最终席卷全球，WHO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球超过700万人死于新冠，中国占超过12万人。

“作为疫情最初的『震央』，直到现在，武汉人仍然是心有馀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杨大利教授研究了抗疫决策过程与其影响。他指出，封城是很多武汉青年的人生分水岭，也是中国“新冠一代”的创伤。

“五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五年是很长的一个时间。”

从“可防可控”到突袭封城

一切从2019年公历除夕开始。这一天，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次公报发现了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当时仍不清楚病毒来头。

不明病毒具备人传人能力的证据之后不断浮现，医院人满为患，但武汉市卫生官员坚称“疫情可防可控”，“依法处理”了试图引起公众警惕的“造谣者”。时逢春节临近，省政府继续举办大型团拜表演，甚至出现百步亭社区“万家宴”的盛况。

住在武汉的郭晶注意到药店感冒药销情紧张等迹象，但她回忆说：“当时并没有那么清楚这个事情会发展到甚么程度吧。”

武汉市民还意识不到危机已经爆发，还如常置办年货，准备迎接农历新年。

24岁的栗子（化名）当时是澳洲大学预科留学生，趁着澳州暑假回武汉探亲。他说封城前一晚听到一些风声，不过“我其实并没有怎么太当回事”。

“然后当天晚上我甚至还和朋友一块出去吃火锅，就感觉就都挺正常的，虽然人少了一些。”

“然后我妈也去华南海鲜市场要买海鲜，（计程车）司机都说那个市场好像出了事，然后就我妈就没去了。”

卫生官员调查首批病例时追踪到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未几，市场内有人售卖野味一事曝光——引发这次疫情的病毒后来被定名为冠状病毒SARS-CoV-2，是2003年SARS病毒（中文称非典、沙士、萨斯）的近亲，而当年SARS被认为是透过野味传染人类。

1月23日北京时间02:30（22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30），武汉市政府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宣布当日上午10:00起停驶市内公共交通，关闭离汉通道，“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就此，这座城市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封锁。

在武汉经营桌上游戏吧的台湾人刘婷，也因此被困在武汉，亲眼见证这座城市最黑暗的时刻，有朋友遇上了至亲染疫死在家中的不幸遭遇。

现年33岁的刘婷说：“那个时候火葬场根本就忙不过来，也没有车接，然后（遗体）就一直都在家里面⋯⋯过了好几天，有人来接了，都是直接就带走，然后火化，家里面人也跟不了。”

“当时会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当下朋友他们也是无能为力，没办法去解决，只能等待。”

刘婷还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台北政府安排包机撤离武汉台湾居民，当时台湾已通过了亚洲首部同性婚姻法律，但不涵盖中国大陆同性配偶。刘婷没有法律基础带上伴侣杨夕，最终选择留在武汉。

“我总不能把我女朋友丢在这儿吧。”如今她以太太称之。

刘婷（左）与杨夕（右）在武汉经营桌上游戏吧。 [Tristan Liu]

封城消息传出后，武汉民众抢购囤积新鲜食品等物资，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 [Guo Jing]

武汉的封控措施逐步收紧，刘婷的住所大门起初被管控人员安装了警报器，一旦开门就会警报大作，后来居民虽能走到公寓楼门口，但整栋楼被铁皮封住。

她回忆与伴侣杨夕在封控期间的日常：起初两人在家中唱歌、做饭，乐得清闲，但很快闷得“要疯了”。封城后期的某天，楼下传来抗议声，随后演变成打斗，杨夕因好奇而意外受伤。

“我太太她当时为了看热闹，”刘婷说。“铁皮从中间挖一个洞，外卖员就可以递餐给你，然后有些人就可以从那个洞进出。当时她就要把身体探出去，然后，哎，脚一跨过去就割流血了。”

“我们半夜去了医院，她血一直流，一直流，然后也没有多馀的医护人员可以照顾她。我们后来就折返了，自己买消毒的给她洗好包扎。”

封城开始之际，武汉一切联外道路被切断。 [AFP]

封控实验：一个社会管控的缩影

严密封控下，一些武汉年轻人经历了政治观念的转变。

无法返回澳洲上学的栗子，开始运用从前学来的私人虚拟网络（VPN）知识，“翻墙”上网看影片，试图了解武汉疫情的相关资讯。

栗子从这些影片看到有居民的门窗被焊死，一些执行封控人员强行进屋检查和消毒，推搡、殴打居民甚至是老人，也有工作人员涉嫌擅自扣留本应分发给居民的食品物资。

“那些管理者非常的像黑社会一样。”栗子说。

他在微信朋友圈上发帖讨论一些让他愤怒的事件，一些持官方立场的“小粉红”朋友敦促他“理性思考”，但他坚持：“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人性。”

当局多次“辟谣”这类网上消息，但在随后其他城市的封控中，像截留物资一类的执行乱象被揭发后，政府发文禁止有关行为。

一些检测点出现长长人龙，意味著等候需时。 [Tristan Liu]

刘婷在封城期间遭遇人生第一次发帖被审查。“当时好像是因为我转发了一些（微信）朋友圈，结果我被『和谐』了，就是把我的朋友圈封锁了。”

其中一条让刘婷遭遇网络审查的贴文，是关于上海等地酒店将武汉人拒诸门外。

“当时我生气的点是，虽然爆发源在武汉，但是不代表武汉人就应该去承担这个错对。他就生病，这种东西谁也不想啊！”

武汉，以至于后来中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都因新冠疫情而疲于奔命。 [AFP]

在武汉封城期间，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不断浮现，李文亮医生之死更是震撼了整座城市。

作为新冠疫情的重要“吹哨人”，李文亮因向同侪提醒不寻常疫情，而遭地方警方以“传播谣言”为由训诫，其后在当值期间感染新冠病毒。

2020年2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李文亮于当天凌晨不治逝世，终年34岁。他的父亲李树颖对BBC中文记者说：“我认为他不是造谣，现在不是成现实了吗？不是肺炎人传人了吗？”

武汉人栗子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是非常气愤和惋惜的，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他表现出职业责任感。”

“这更让我意识到，体制内的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是只想保自己饭碗，不想有麻烦，完全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这点让我非常愤怒。”

然而，当时在武汉工作的宋宁（化名）有不同看法。这位30多岁的科技业者说：“我的内心是其实认同李文亮，认同一些真正在底层做事的，但我不是很关心这种事了，因为这种事反反复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体制之下。”

“我觉得这就像是在这个位置会发生的事，很正常。他们一定会首先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先把舆论控制住。我司空见惯。”

2020年3月19日，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官方新华社引述调查组负责人称，李文亮发布的信息“客观上对各方面重视疫情、加强防控起到了推动作用”，并认可他是“在疫情防控中英勇奋战、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医务人员队伍中的一员”。

同日，武汉市公安局根据国家监委指示，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向其家属“郑重道歉”。涉案警员被处分“行政记过”或“行政警告”。

李文亮生前发布确诊感染的最后微博，被网民称为“中国哭墙”。五年来，超过百万条悼念与申诉的留言持续涌入，至今仍未停息。

武汉社工郭晶说：“我觉得封城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加强管控的一种尝试，一个实验。”

“他们能够封锁到甚么样的程度？可能这个是比较可怕的吧？”

在这场“实验”中，郭晶通过与外地友人视频通话保持精神状态，同时在网上发起反对封控期间家暴行为的倡议行动，也透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封城经历。这些日记之后出版成书。

郭晶提到她后来遭到警方“骚扰”，但未愿详述。

新冠一代：青年人的集体创伤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但封控模式被推广至中国各地。北京在接下来的三年间，一直执行“清零”政策。

回顾这段经历，武汉台湾人刘婷说：“突然封城这件事，确实有点让我们措手不及。离谱的是根本没想过会被封这么久。”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住宅火灾造成10人死亡，成为了转折点，民众普遍认为是严格的封控措施阻碍了逃生，群众陆续走上街头，举起白纸示威，掀起“白纸运动”。在民意压力下，北京于12月大幅改变防疫政策，正式放弃“清零”路线。

在其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以至于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外交宣传中，北京反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封控政策给中国年轻一代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痕。郭晶说，她一些朋友选择离开中国，有人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有人是希望摆脱公权力的滋扰。

留在国内的年轻人正面临新的考验：企业裁员不断、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创新高、竞争剧烈造成“内卷”。

武汉学生栗子见证了疫情后的“消费降级”：“就是回不到之前的那种感觉，感觉甚么都变得更廉价了。以往特别高冷的一些品牌，他们开始找主播去带货。”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对“新冠一代”的未来感到忧虑。

“年轻人好几年都封在学校里，出去实习、社会交往的机会比较少。大学生们的心态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些变化吧？”

“在这个过程中，你比方说他去开网约车或者甚么的，他就不太可能有新的技能的增长，从长远来讲都会有相当的影响——包括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杨大利教授担忧“新冠一代”所面对的挑战不止于社交技能与长远事业发展。 [Getty Images]

公民记者张展在实地报道武汉封城被抓捕，四年服刑期满后下落不明。 [Reuters]

五年后的今天，杨大利教授认为，公开透明的新冠溯源工作能有助疗愈社会集体创伤，但他观察到，中国“不太愿意去回顾这事情，而且不鼓励大家做这事情”。

“因为这种回顾或者研究，必然会触及『动态清零』过程中的一些现象行为，以及错误。”

在武汉公布首批病例五周年前夕，WHO再次促请中国分享资讯数据，协助溯源。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当时已“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病毒基因序列，毫无保留地分享防控和诊疗经验”。

而公权力对疫情叙事的控制仍然持续——封城期间发布实地报道的公民记者张展，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监四年；导演娄烨的武汉纪录剧情片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连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遭审查屏蔽。

“中国政府现在真的是变得很聪明。”栗子说。“他们会及时止损，或者是扑灭一些东西，消灭一些声音。”

“然后在国内这个环境，大家都比较的利己，不太会去争取自己该有的权利。”

身为免疫系统疾病患者的宋宁，对这段历史有著复杂的感受。他认为封城确实帮助武汉避免了“医疗资源挤兑”危机，但对当局最初的隐瞒始终耿耿于怀。

然而，他认为自己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已不再预期得到答案，只希望疫情的后续影响“快过去吧”。

“在我们这里没有真相，我们也不配知道真相。无所谓了。”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