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该国军队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导致两国持续多年的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形成了强烈冲击，越来越多人士强行将并无实质关联的乌克兰和中国台湾地区、俄乌冲突和台海紧张局势进行错误类比，政策辩论日益呈现“乌克兰化”的危险趋势。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于2022年8月初顽固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方发起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进一步推动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的“乌克兰化”。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俄乌冲突延伸到台海局势，分别于2022年5月和9月两度声称鉴于台海冲突将比俄乌冲突给美国造成“更严重的负担”，一旦台湾地区遭受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力“攻击”，他将履行军事“保卫台湾”的“承诺”。结合其他动向，可知美国政府正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动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

一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俄乌冲突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动向，批评美国政府借助俄乌冲突加大力度干涉台海事务的做法，反对美国对台政策转向战略清晰。这些前期研究为人们理解美国对台政策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尚未深入分析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的影响，也没有结合对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长期观察与最新动向，故而难以全面阐述俄乌冲突作为重要变量推动美国加速调整对台政策的机制脉络。俄乌冲突如何冲击并改变了美国政界、政策研究界、媒体以及普通大众的对台政策认知，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调整?这将产生何种潜在负面影响?俄乌冲突作为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重要变量又存在哪些局限?本文试分析上述相关问题。

一、俄乌冲突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的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友在贸易、金融、能源等领域对俄罗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并持续提供数百亿美元军事援助“武装”乌克兰。冲突对美国各界对台政策认知造成重大冲击，越来越多人士倾向于支持“保台派”及其政策主张。

(一)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美国行政当局构成了直接的冲击。拜登当局高官夸大“中国军事威胁论”，警告将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举措应对中方在台海的可能军事行动，频频向外界释放可能放弃战略模糊政策的信号，对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讨论持更加开放的立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确保中国大陆永远不会“入侵”台湾地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也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采用强硬行动，美国势必对华实施针对俄罗斯已使用的所有制裁工具。俄乌冲突也加剧了美军高层对中国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的焦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CharlesＲichard)等现役军官在国会作证时大谈“中国军事威胁论”，要求进一步增加军费预算，提升美军对中方的威慑力。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Avri lHaines)和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Scott Berrier)并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因俄乌冲突而加速对台动武，但表示中方对冲突的观察和解读可能会影响其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与方式。

尽管美国国务院、军方和情报部门对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评估存在微妙差异，但都针对俄乌战场变化动态评估台海局势，并且在应对台海局势的可能走向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即敦促美台密切观察俄乌冲突进展、加强各层面接触并为应对台海冲突准备经验，包括建议台湾当局延长征兵时间、提高战时动员能力、促进军民合作，以及扩大对台武器援助和军事训练合作。最具争议性的政策变化，是拜登总统2022年两度发表的“军事保台论”。尽管白宫官员与国安幕僚随后“收回”(walkback)拜登的涉台言论，并解释官方对台政策并未因此而生变，但这难以阻止“军事保台论”快速成为官方话语的势头。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等高官后续发表的暗示美军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言论，无疑让外界更加担忧美方是否正根本性调整其战略模糊政策。

相比行政当局，国会的对台政策反应更加强烈，甚至连一些民主党议员也开始接受“军事保台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赞同拜登的“保台论”，认为这种明确性有助于确保美国在台海拥有“可信的威慑力”，并呼吁美国继续全力“支持”台湾。在拜登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前夕，梅嫩德斯和参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施(JimＲisch)率领50位两党议员联合致信拜登，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显示了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对乌克兰的)切实经济支持的价值”，要求将台湾地区纳入该框架之中，以传递美国对“台湾及其繁荣和自由坚如磐石的承诺的宝贵信号”，声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与台湾的经济接触越多，我们对抗胁迫的集体抵抗力就越强”。比较而言，共和党人则毫不掩饰对既有政策的不满，呼吁拜登当局彻底抛弃战略模糊政策和一个中国框架，主张军事介入台海事务。在多数共和党人看来，中国大陆必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对台动武，美国及时采取行动才能避免台湾地区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地区及其引发的中方一系列反制，包括持续数日的围岛实弹军事演练，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对抗态势，无疑已成为继俄乌冲突之后另一个影响美国政界对台政策认知的重要变量，为美方进一步调整其对台政策提供了“弹药”。

(二)对政策研究界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政策研究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对于原本就主张战略清晰政策的“保台派”而言，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有关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立场。例如，前国务卿、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马拉松倡议”共同创始人柯伯吉(Elbridge A．Colby)，国防部前高官、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哈德逊研究所海权中心主任塞斯·克洛普西(Seth Cropsey)等坚定的“保台派”人士，夸大俄乌冲突对台湾问题的影响，认为中国大陆更可能对台动武，同时强调台湾地区对美方的战略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乌克兰，主张美国采取一切手段全力“保台”。其他具有“保台”倾向的人士，如国防部长前特别顾问、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中国事务部前主任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等人，也类比俄乌局势与台海局势，声称中国政府因乌克兰危机而改变对台政策，而拜登的“军事保台论”是阻止中国大陆使用武力的“明智战略”，并建议美方投资常规武装力量、与台湾地区共同研究防御与作战方案、对台出售进攻性武器等，提升预防中国大陆动武的威慑力和冲突爆发后的军事介入能力。

“保台派”的激进倡议和拜登的“军事保台论”引起了官方政策拥护者“维持现状派”的强烈反弹，后者明确反对将本质截然不同的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危机进行简单类比，主张谨慎评估俄乌冲突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Paal)，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Ｒyan Hass)，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研究前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Michael J．Green)，哈佛大学台湾研究小组主任戈迪温(Steven Goldstein)等为代表的台湾问题专家，批评相关人士对台湾问题与俄乌冲突的“无效”比较以及利用俄乌冲突夸大“中国威胁论”的错误做法，表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极为坚定，不会因为俄乌冲突而改变对台政策目标。这些主流政策界人士批评拜登的“军事保台论”，认为类似言论助长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更大幅度的“政策漂移”(policy drift)，促使行政和立法部门采取实际行动“贬低支撑(中美)双边关系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长期政策”，而不断提升的美台关系正实质性推动华盛顿的“一中一台”议程，这必然破坏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从而增加中美兵戎相见的风险。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和前驻华大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杰出研究员芮效俭(J．StapletonＲoy)甚至表示，美国在俄乌冲突后的对台政策犹如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一样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另有一些战略学者担忧美方不具有“军事保台”能力，也无法说服其地区盟友投入与中国的战火之中，因此批评拜登的涉台言论与“保台派”人士的主张。

上述“维持现状派”致力于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明确拒绝有关美军出兵“保台”的倡议，并告诫台湾当局不应期待美军的强烈反应或试图改变美国对台宣示性政策，甚至有人坦陈美方对台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护美国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呼吁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的完整性，与两岸建立互信措施。但是，他们也主张美台总结俄乌冲突教训并运用于台海局势，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言，包括台湾方面加强政党团结、囤积关键武器装备与物资、增加军事投资尤其是“非对称战力”建设;美方提升对台军的训练强度和军售进度、增加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基地准入、与盟友共享情报和协调军事行动、提升美军战备能力;等等。

(三)对主流媒体的影响

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密切关注俄乌冲突，并讨论冲突对台湾问题的潜在影响，整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和趋势:

一是将俄乌局势和台海局势“挂钩”、主张美方从中汲取经验并用于改进美国对台政策。无论是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彭博新闻社、《国会山报》、《今日美国》，还是政治立场偏右的《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福克斯新闻等日报、周报和电视网络，各大媒体大有超脱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立场差异之势，视台海为下一场危机的爆发地，并出于防止台海冲突的考量而提出多元主张，以此角逐舆论焦点。在主张“军事保台”方面，表现最为激进的是作为“共和党忠实拥趸”的福克斯新闻网。俄乌冲突后，其密集刊登了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蓬佩奥等现任和前任共和党官员的评论文章，呼吁美国必须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大陆方面武统台湾。值得注意的是，在“保台”逐渐沦为舆论界“政治正确”的背景下，仍有极少数媒体提出一些较为贴近主流政策的观点。例如，彭博新闻社评论编辑委员会撰文指出，美国拒绝放弃战略模糊政策、避免公开承诺军事介入台海事务是阻止台海爆发冲突的关键。文章主张通过外交沟通和加强危机管理与中方建立稳定的关系，但同时也建议美方从俄乌冲突汲取教训，通过重新部署在日本与关岛等地的部队与防御体系、提升对台军事训练、加快对台交付“非对称战力”武器、助台强化网络防御等手段提升军事威慑力。

二是采用非黑即白的叙述方式，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嵌入“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呼吁美国为“民主”而战、明确“保台”。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报纸，从价值观层面抬升台湾地区的地位，将其视为“民主典范”，呼吁美国予以“保卫”。佩洛西窜台被中方反制之后，美国媒体进一步渲染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立，为美国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煽风点火。

三是各大媒体参与此次对台政策辩论的方式不尽相同。例如，《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周刊主要采用时事报道的方式，介绍和梳理俄乌冲突、美国对台政策动向等议题，而不明确表明报刊的政策立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国会山报》以及福克斯新闻网等则采用报道评论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分别刊登了“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萧美琴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观点文章，为两者分别借乌克兰危机炒作“两岸不属于一个中国”和呼吁美国明确军事“协防台湾”的谬论与主张提供发表平台。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媒体为了抢占舆论热点，不惜滥用造假等完全违背新闻道德原则的手法。例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乔希·罗金(JoshＲogin)蓄意歪曲线上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话，将后者有关“外交解决方案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的建议，错误解读为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在中国大陆武统之前为台湾地区提供支持。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新动向

始于川普时期的对台政策辩论与政策调整，因突然爆发并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而持续加剧并呈现出“乌克兰化”趋势，为美国政府加速调整对台政策提供了某种契机。

(一)推动对台政策迈向战略清晰与战术清晰

首先是推动美国对台政策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并适时展现有限度的战术清晰。战略模糊是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基于其一个中国政策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要政策框架，在此框架下美方拒绝明确阐述其在台海冲突情境下可能采取的行动，这被主流政策界视为维持40多年以来台海总体和平稳定的关键;与之相对的是战略清晰，包括美方明确军事介入台海冲突和彻底“抛弃台湾”两个选项。拜登当局在俄乌冲突一年多以来的政策动向表明，美方正多措并举推动战略清晰化转型。

为了缓解国内外各界对中国大陆可能趁俄乌冲突之际对台动武的担忧、增加美军“协防台湾”的可信度，拜登指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chael Mullen)、副国家安全顾问梅根·奥沙利文(Meghan O'Sullivan)、副国防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格林等5位前国安高官于2022年3月1日至2日窜台，这是拜登在美方无法派遣内阁级高官赴台情况下表达对台和其他地区盟友“支持”、进行“战略再保证”的最便捷方式。此外，拜登频繁谈及俄乌冲突对相关方的影响，多次抛出“中方将加快对台动武”“美军更坚定‘保台’”等言论，折射出他在俄乌冲突后日益接纳战略清晰政策的倾向。这表明他未能从阻止俄罗斯对乌动武的失败经历汲取教训，试图通过发表“军事保台论”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

与此同时，拜登当局也在有限度地推动对台政策的战术清晰化。战术清晰意指美国明确采取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保台”的方式，包括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和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前者指冲突爆发前采取何种举措预防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后者指冲突爆发后动用哪些惩罚性手段与资源干预台海冲突。长期以来，除了持续对台军售维持台湾方面的自卫能力以外，美国行政当局对其以何种方式介入台海冲突避而不谈，以免行动受限。但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了提升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威慑力与可信度，美国行政部门高官越来越倾向于透露美方可能采取的因应战术，并更倾向于使用融合上述两种威慑方式的“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即采取军事、经济、外交等全政府举措，同时深化与地区盟友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如前文所述，沙利文、耶伦、米利、奥斯汀、海恩斯等官员从外交、经济、军事、情报等各方面阐述了拜登当局介入台海冲突的多重举措，特别强调将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的情报分享与联合作战，将携手西方盟友对华实施比对俄罗斯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在美方看来，这些战术清晰信号不仅有助于增加中方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前的决策成本，而且也有利于提升美方在冲突爆发后采取多种手段有效介入的准备度，防止中方在台海造成“既成事实”，最大程度维持其台海利益的最大化。

当以往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的行政当局加速推动对台战略与战术清晰时，“亲台反华”渊源甚远的国会在这方面自然更加肆无忌惮。一是以所谓“国会外交”方式助推行政部门对台政策调整。为了缓解台湾当局因俄乌冲突对台海爆发冲突的担忧、传达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台湾地区所谓“坚如磐石”的支持，与拜登同为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固执窜台，使之成为过去25年来美国政坛窜台最高级别现任官员。在此前后也有数十位议员先后窜台，以展现对美国所谓“伟大盟友”与“动荡地区的自由灯塔”的支持。二是以立法方式发起大量旨在提升对台战略清晰的提案。据笔者初步统计，截至2023年4月30日，自俄乌冲突爆发14个多月以来，国会已发起近70项涉台立法提案，超过了过去40多年以来历届国会涉台年均提案数(历史最高者为克林顿时期的19．4项)。在这些提案中，国会塞入了威胁对中方施加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增加对台武器出口、提升美台情报共享与军事合作等条款，试图全方位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总之，俄乌冲突爆发后，国会正以空前力度干涉台湾问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军事冲突正成为弥合行政与立法部门对台政策分歧的关键变量，国会干涉台湾问题更趋激进的姿态也助推拜登当局对台政策调整。

(二)提升美台军事安全合作

美方素来注重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安全合作，强调从台自身军力建设与美台双方协同层面增加美国在台海的威慑力。乌克兰危机加剧了美方对台海爆发危机的担忧，尤其是中方反制佩洛西窜台而进行围岛实弹军演之后，美国政府由以往从外交、政治、经贸、军事等层面多管齐下“支持台湾”的方式转向了对军事安全的重点投资，提升台湾地区军事能力的手段也出现了新变化。

一是调整对台售武政策，加快助台打造应对中国大陆的所谓“非对称战力”(asymmetric defense capabilities)。基于“与台湾关系法”持续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与相关服务，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政策的核心要件之一。川普执政时期实现了对台军售常态化，并开始出售一些弥补劣势、强化优势的武器设备，从而将其“武装”成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Ｒobert C．O'Brien)所谓的“豪猪”(porcupine)，试图在台海战力不对称的状态下阻止中国大陆的攻势。拜登执政后延续了前任当局常态化对台军售程序，先后批准了9次军售案，其中7次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快速审批通过的，尤其是2022年9月初批准的高达11亿美元的军售案，使其上任2年多时间里对台军售总额高达35亿美元。拜登政府在加快对台军售频率的同时，又开始回调常态化军售政策，对所售武器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拒绝台湾当局有关购买和平时期昂贵武器的要求，仅出售旨在有效预防中国大陆对台发起所谓“全面的诺曼底登陆式入侵”(all－outD－daystyleinvasion)的武器设备。拜登当局多次表示，台当局须学习乌克兰政府对成本低效益高的小型移动系统的投资，例如无人机群、毒刺反坦克导弹和标枪防空导弹等凸显“非对称战力”的武器，原因是它们不易遭受先进武器的攻击，同时可击退对方。总之，美国正密切关注俄乌冲突，并将汲取的重要教训运用于台海情境。用米利的话来说，美方调整对台军售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中国国家统一的难度。

二是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关系，从战术层面提升应对“军事威胁”的能力。据台湾当局透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推进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主导的“州伙伴项目”(State Partnership Program)，促进夏威夷等州一级国民警卫队与台湾方面的军事合作，协助台湾地区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上述合作可实质性地拓宽并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同时又不将双方交流推至敏感的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此外，拜登当局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向台湾地区增派更多美军，以便保护“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美方人员和训练台军。也有美国军官呼吁美国政府重建1950年代之后长期驻台的“美国军事协助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以“提振”所谓台湾地区抵抗中国大陆的决心、重建美国可信的威慑力，进而阻挠中国统一目标的实现，并将两岸拖入一场漫长的、代价高昂且各方没有胜算的武力冲突。佩洛西窜台后，美国加快与台湾当局军事合作的进度与规模，包括与台湾当局合作研发、制造、部署更多武器，企图将台打造成一个“巨型武器库”(giant weapons depot)，从而阻止两岸的统一进程。

(三)加速推动美国对台政策的“多边化”

美国日益凸显条约盟友与伙伴国家的角色，将其对台政策嵌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双边关系，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奥库斯”(AUKUS)、美日韩、北约等多边情报与军事框架之中，加速推进美国对台政策的“同盟化”与“多边化”。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当局毫不掩饰将“综合威慑”概念视为阻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政策“关键”，并将强化与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的紧密合作视为核心环节之一。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指出的，美国正与其盟友及伙伴国家加强对台政策协调，不仅将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视为“美国的利益”，而且视为“国际关注的问题”。拜登当局在2022年10月发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立场，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台湾地区的自卫能力，并维持美国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胁迫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过去一年多以来，拜登、布林肯、奥斯汀等领导层密集穿梭于亚洲与欧洲，在双边和多边领导人会晤中频繁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2022年北约领导人峰会再次凸显了美国力推对台政策“同盟化”的强烈意图，北约和美国表示将加强与印太伙伴国家在网络防御与海上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为应对所谓中国的“全球性挑战”找寻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可见，经拜登当局力推施压后，美国“乌克兰化”的对台政策已外溢并影响其盟友的对台政策思路，北约等盟友正图谋更积极干涉台湾问题。

三、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后果及其限度

针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趋势，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等部门多次阐述俄乌局势与台海局势的本质区别，严正谴责美方图谋以俄乌冲突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非法手段。在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框架之下，美国政府极有可能依据俄乌战场形势的发展以及美国国内对台政策认知的变化，提升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这将造成一系列危害与后果。

(一)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多重后果

一是掣肘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的正轨。在美国政府看来，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局势“挂钩”并趁势调整对台政策，可提升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为其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某种“正当性”，以此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然而，美国这种自利的政策实践，不仅增加了两岸和平统一的难度，而且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周边环境。此外，美国对台政策变化也加速改变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台政策认知。美国相关民调表明，不断提升的美台关系正快速增加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意愿。美国舆论之所以出现重大变化，主要是美国政府渲染“中国威胁论”、夸大台海冲突以及各大媒体对此进行危言耸听的反复报道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原本就紧张的中美关系不仅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缓和，反而因为美方干涉台海事务日甚的态势而更趋紧张。正如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指出的，美国政府近期诸多涉台言行正以诡辩与循序渐进的方式制造“两个中国”，这将导致中美走向军事对抗，从而危及两国的长远利益和世界利益。

二是美国“军事保台”色彩愈趋浓厚的相关举措持续向台湾地区政党与民众释放错误信号，阻碍两岸关系向好发展。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等岛内政党加强与美国勾连，将美国提升与台湾地区军事安全合作以及拜登“军事保台论”视为制衡中国大陆的资本;保留统一选项、维持台海关系现状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统派政党，则似乎正持续流失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的优势，对美工作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2022年6月赴美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为了赢得美方的支持和抗衡民进党的资本，不惜在美喊出“亲美”“反共”的口号，甚至提出“‘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等争议性言论，反映出国民党在美台加强勾连背景下的政策困境。在美方的支持下，岛内政党政治结构朝向更有利于民进党的方向发展，这将进一步增强岛内民众的所谓“台湾人”认同，为两岸和平统一增添变数。此外，美国“军事保台”立场还将增加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对情绪。据台湾地区最新民调，美国是否军事“协防台湾”可较为显著影响岛内民众对台湾防御能力的信心，再次论证了美国作为主要“安全伙伴”对岛内相关政策的关键影响。

三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同盟化”将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友推向与中国对抗的前台，不仅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且给西太平洋甚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不确定性因素。日本是配合美国谋求军事介入台海事务最为积极的盟友。继2021年12月发出“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惊人言论之后，安倍晋三在俄乌冲突之后又多次呼吁美国采取明确的“军事保台”政策。在安倍等右翼保守派政治人物和拜登当局联合施压之下，岸田文雄内阁已采取实质举措介入台海事务，包括在外务省成立一个内部对华战略小组，以呼应美国国务院成立负责协调和整合对华政策的“中国小组”(China House)。岸田内阁多位高官甚至频繁公开呼吁美方采取更多实质性行动，以威慑中方在台海“紧急事态”采取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这些背离其战后和平主义立场的举动，得到不少国内民众的支持。日经新闻最新一项民调发现，高达80%的日本民众支持政府在协助“军事保台”行动中发挥作用，相比去年稳步增长了6个百分点。随着日本、澳大利亚甚至韩国等地区盟友更倾向于在台湾问题上不同程度地追随美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难免遭遇更多挫折，进而冲击经济高度依赖的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

(二)俄乌冲突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限度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夸大俄乌冲突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仍存在不少局限性。

一是美国政界在是否明确“军事保台”、支持“台独”、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分歧。例如，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5月初以更新“事实清单”(factsheet)为由更改了其官网对美台关系的表述，新增了台湾地区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作用等提升其地位的语句，同时删除了美国“认识到中国有关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美国不支持‘台独’”相关表述，并淡化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历史贡献的论述。相比美国国务院最近一次于2018年8月对美台关系论述的调整，这次调整“以台遏华”的对抗色彩更为浓重，反映了拜登当局在俄乌冲突后加速调整对台政策的强烈意图。然而，在布林肯于2022年5月底发表对华政策讲话后，国务院官网再次修改了美台关系论述，重新补充了此前删除的美国“不支持‘台独’”等关键内容。可见，至少国务院内部并未就大幅调整对台政策形成一致意见。此外，虽然拜登当局和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因俄乌冲突日益减少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但立法与行政部门以及朝野两党在涉台核心议题上仍持有不同的主张。纵观国会2021年1月至今的涉台立法趋势，绝大多数呼吁军事“协防台湾”、军售“武装台湾”、与台“建交”等激进提案几乎都出自共和党议员之手，民主党人在此类提案上相对有所保留。

二是美国政策研究界和舆论界仍有不少人士反对将乌克兰局势和台海局势进行关联和类比，对拜登的“军事保台论”与美军明确介入台海事务持批判立场，反对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主流政策界人士虽然也主张从俄乌冲突汲取经验教训并据此提升美国在台海的威慑与介入能力，但他们严厉批评与反击美国各界错误类比俄乌冲突与台海局势的做法，批判任何借助乌克兰危机试图彻底改变对台政策框架的举措，明确拒绝军事“协防台湾”的政策主张，告诫美国政府应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关切，包括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不破坏中国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追求等。一些政策界人士批评拜登的“军事保台论”并不具有可行性，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两岸以及中美军力变化，美军有效介入台海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将明显受限，未来的美国总统也未必还会像拜登那样赞成军事“协防台湾”。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盟友与伙伴国家是否真的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实质支持美国对抗中国，仍然是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问题。当前，日本和澳大利亚相对较为积极追随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韩国和北约也图谋染指台湾问题，但在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真实情境中，美国盟友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其政策认知付诸实践仍是未知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在与中国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之下，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以空前力度干涉中国台海事务，加速推动对台政策迈向战略与战术清晰、提升与台湾方面的安全关系并助台打造“非对称战力”、力推美国对台政策“多边化”与“同盟化”。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政策仍受制于其对华政策框架，难以将对台政策从对华政策中彻底剥离出来。美国政府尤其是行政当局，客观上并不愿意与同为核大国的中国在台海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中美实力对比始终是美军决定是否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近年来，美国不少研究机构就中美台海冲突展开了兵棋推演，结果都表明美方并不具备明显的军力优势，美军在少数作战领域的优势正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而急速流失。美国政府还需要解决其他诸多困境，包括推行“以台制华”与实施理性对华政策之间的两难、支持台湾方面“示强”与防止中美冲突之间的两难、拉拢盟国介入台海事务与盟友不愿介入的两难。概言之，美国对台政策仍难以完全摆脱一个中国框架的局限，该政策将长期成为规锁美台互动的基本框架。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危机存在本质差异，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具备介入台海事务的正当性。但为了维持其台海利益，美国政府、政策研究界等战略界人士越来越倾向于借助俄乌冲突，夸大中国大陆即将对台动武的紧张局势，制造团结国内朝野政党和国际联盟网络的“共同威胁”，进而打着维持台湾地区所谓“自由民主”的名义，为进一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捏造某种毫无根据的“正当性”。经过美西方的蓄意塑造，俄乌冲突已在不同程度上冲击和改变了美国各界的对台政策认知，越来越多人士将俄乌局势和台海局势“挂钩”，加速推动美国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军事保台派”正图谋全盘否定和彻底改变既有对台政策。目前，“军事保台派”的政策主张并不具有完全转化为官方政策的可能，但对台政策的持续辩论将继续形塑美国国内舆论环境，导致不少相对理性的主流政策界“维持现状派”人士正微妙改变其政策立场，助推“军事保台论”或将成为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新共识，对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制造更多麻烦。但从中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对美国的影响又将是有限且可控的。

四、结语

俄乌冲突与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叠加，成为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变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爆发于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其余波却蔓延至8，000千米之外的台湾海峡，为近年来美国旨在提升美台关系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和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这与美国各界尤其是美国政府与政策研究界战略利用俄乌冲突密切相关。美国政府、媒体、政策研究界，尤其是以“保台派”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人士趁势夸大“中国威胁论”，并对本质上毫无关联的俄乌冲突与台海局势进行强行“挂钩”，包括将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嵌入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二元对立叙事结构，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辩论朝向“乌克兰化”的不利方向演进。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更快迈向战略与战术双重清晰、更重视助台打造“非对称战力”与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合作、更注重持续深化与盟友伙伴国家对台政策协调。由于美国主张基于俄乌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反应而调整其对台政策，未来美国将随着俄乌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潜在变化而动态调整其对台政策，政策调整的“乌克兰化”趋势将持续存在。

尽管俄乌冲突在短期内负面冲击台海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但美国对台政策内在的诸多结构性困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其对台政策调整的限度。因此，从中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依旧存在局限性。中国仍应理性对待和全面评估美国各界对俄乌冲突的战略利用，以及冲突对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为应对潜在的台海危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更全面的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