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薄熙来或许没有想到，虽然人已不在“江湖”，但是“江湖”的流言蜚语仍然没有放过他。日前，消失已久的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有了消息，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薄瓜瓜在加拿大鲍尔集团（Power Corp）做商业分析师。

　　根据《环球邮报》报道，鲍尔集团副总裁兼总顾问勒梅（StéphaneLemay）发声明说，现年32岁的薄瓜瓜是通过“实习计划”加入公司，目前担任业务分析师，在公司工作已两年半了。鲍尔公司是40多年前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者之一，拥有遍布全球的金融、运动服、建筑和石油资产组合，数十年来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政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道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在2013年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审判中，薄瓜瓜并未受到刑事指控。但是在过去6年中，中国官方在重庆不遗余力的清理“薄王遗毒”，海外对于薄熙来家族的关注，以及中国民间左派人士对于薄熙来的怀念未曾减少。这都使得薄瓜瓜似乎被一些“好事者”视为一个符号，他们在谈论薄瓜瓜的时候，实际是在谈论薄熙来。

　　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薄熙来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不应该是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左”的符号，同样，舆论也不应该继续“消费”薄瓜瓜以及薄氏家族，就让他们回归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这也是对中国政治进入现代化的另一种希冀。

薄熙来（右）如今与儿子薄瓜瓜天各一方。图为2007年薄熙来和薄瓜瓜吊唁薄一波。

　　“请忘记”薄瓜瓜

　　薄瓜瓜，这个在十年前可能是中国最为知名的“红三代”，在这十年中他从“天之骄子”，变为一个家道中落，留在异国的年轻人。直到今天，我们都难以清楚的知晓在薄熙来的贪腐案与谷开来的杀人案中，薄瓜瓜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从法院卷宗和媒体报道的只字片语中，仅仅知道1999年12月底，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国，这对母子做好了长期生活在此的打算。

　　这个决定对当时刚满12岁的薄瓜瓜来说，也是个颇有压力的举动。他后来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一开始最早到英国那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前途。”一方面他已经离开了景山学校，另一方面在英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假如说不能开创出一条光明的道路的话，那等于说两边都耽误了”。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造访英国时，她并没有把落脚点选在伦敦，而是英国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伯恩茅斯以气候温和的旅游胜地闻名，这里有顺着海岸线一直延伸的白色沙滩。薄瓜瓜后来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还提到：“我记得当时看着辽阔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为不知道前途会是什么样子。”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忆及初到英国时的诸多困难：“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薄瓜瓜说有一次，妈妈领他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态度让她下了决心，谷开来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她带瓜瓜去英国时，“当时住房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想在英国以外买套房子”。谷开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被称为“德叔”的法国建筑师德维尔，德维尔建议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房作为投资经营，“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获得收益，而且那里的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还可以度假用”。德维尔的建议深得谷开来之心。这套房子最后成为薄熙来贪腐罪名中的重要证据。

　　2012年8月8日，谷开来杀人案开庭的前一天，据媒体报道薄瓜瓜表示，“我被指为母亲犯罪的诱因，已经递交了一份证词，希望母亲有机会阅览”。该报道援引英国传媒指出：薄瓜瓜与被谷开来与王立军杀死的海伍德（Neil Heywood）关系千丝万缕，薄瓜瓜透过海伍德的校友身份进入英国私立高中哈罗公学；而海伍德协助薄家海外洗钱，中间抽取佣金；海伍德与谷开来共住一栋公寓，还扮演年幼薄瓜瓜的海外监护人角色。

　　可以说，在薄瓜瓜人生的前二十年，他与他的家族，与其父母的宦海沉浮密切相关。但是，今天距离薄熙来入狱已经过去六年，“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已经是过去式。今天的人们，无论从政治现实，还是基本道德，都不应该继续在“薄熙来”这个议题上继续纠缠。而关于薄瓜瓜的动态，他对于媒体而言，只是一个八卦，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确是他的真实人生。况且，1949年后中国政治中从来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传统，即使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也不会波及政治人物的子女。

　　请“告别”薄熙来

　　关于薄熙来最新的消息，是其二姐薄洁莹告别仪式12月4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在狱中服刑的薄熙来献上花圈，上款“亲爱的二姐永远怀念您”，下款“薄熙来敬挽”。

　　我们需要认清一个现实，直至今天，在中国民间，仍然有不少的人在怀念“薄熙来”。薄熙来的政策如“唱红打黑”、宣传毛泽东红色思想，以及对于中下阶层的政策扶持，都得到了很多仍然怀念毛泽东时代民众的拥护。这也是当时薄熙来能够在“下放”到重庆之后，得以“造势逆袭”的原因。

　　但是，薄熙来不是毛泽东，更不应该是中国左派的“代言人”和“符号”。将薄熙来与“左”划上等号的论调忽视了一个客观现实，虽然重庆一度取得的成绩有其独特性，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客观轨迹所致，是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和中国整体社会变革的成果之一。是中央政府将重庆设立为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将政策、资金大力向此倾斜，才造就了今天这匹西部经济的领头羊，这并非是薄熙来一人一力之功。如果抛开这个大前提，重庆的经验能否成为一个“模式”的议题根本没有成立基础。

　　而将重庆经验上升到重庆模式另一个现实因素，是现阶段大陆民众普遍存在的对贫富差距拉大和官员贪污腐败的不满。薄熙来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竖起“共同富裕”的大旗，重回共产党原旨教义，将重庆经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从而产生重庆模式的概念。这种推动从目前看来是薄熙来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的。从2010年在上海举行“重庆模式研讨会”开始，到后来爆出有200多名大陆知名专家学者接受重庆的所谓“专题资金”为重庆模式摇旗呐喊，提供理论依据和宣传声势，都可以看出薄熙来已是处心积虑、操盘已久，将这个重庆经验披上“皇帝的新衣”变成重庆模式。

　　无论薄熙来，是否真的有过其质朴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他最终都在权力的诱惑下被腐蚀了。薄熙来只是大量中国落马官员的一人，他无力，也不能、不应该被异化为“符号”。因此，“告别”薄熙来、“放过”薄瓜瓜，但是仍然记得薄氏家族尤其是薄一波在中共历史中的贡献，是对这段离我们不远的历史最好的划上句号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