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底湖北武汉疫情爆发之前，当时的蒋超良和王晓东都是因为他们湖北省党政一把手职务背景，而顺利进入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如果继续顺利的话，两人的政治前途都很可能会进一步看好。没想到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此二人一时惊慌失措，只能被动听命于国家卫健委领导和“专家”们的“建议”，按照习近平“关键和危难时刻更要讲政治，更要时刻不望增强政治敏锐性”的指示，故意瞒报和迟报疫情，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球，引起了人神共愤。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按照多维新闻网昨天刚刚刊登的评论文章标题形容，就是“中南海态度迥异，湖北党政主官同境不同命”。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刊登署名穆尧的评论文章回顾说：自2020年2月份，北京为应对湖北疫情征调浙江系出身的时任上海市长应勇主政湖北，两位明星官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省长王晓东便踏上了不同的仕途路径。尽管去年初，湖北之疫情应对二人皆有责任，但是很显然，北京对他们的处理手法差异极大，颇令人值得玩味。

最新消息，北京最终并没有因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湖北的最初扩散而迁怒原湖北省长王晓东。这一在疫情之初，面对媒体镜头就应对疫情准备频繁出现口误的地方大员，6月23日被任命为中国全国政协下属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的副主任，算是对他提前下台的一种“安慰”。而蒋超良2020年2月份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甚至连交接班的机会都没有得到，便消失在中共政坛。此后，蒋超良这一罕见出身于金融系的地方大员，在2020年10月份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出现，表明蒋超良并没有被免去中央委员身份。但尴尬的是，北京虽然没有对其进行公开批评，不过“裸退”一身轻，表明完全无意给予其任何宽宥的信号。

2020年2月2日，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中）视察新建成的武汉市火神山医院。

而对于王晓东，北京非但没有在2020年2月同步将他免职，甚至还允其留任，戴罪立功。据称，王晓东自此冲锋陷阵应对疫情堪称宵衣旰食，直到同年9月份，忽传出因抗疫压力大而中风入院一个多月的消息。尽管转年（2021年）5月份，王晓东依然在疫情后被提前下课，仅仅61岁便失去仕途未来，不过直到今次转岗全国政协算是“平安落地”，所获待遇至少要远比其搭档蒋超良优渥许多。

事实上，直到目前，北京并没有公开问责过王晓东，甚至还给予其如此体面的“退场”方式。要注意，北京这一难得的“宽容”安排还是在王晓东的“大管家”、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已然因涉贪落马的背景下做出的。这显得更为不同寻常。

而依笔者之见，当年习近平当局在大役当前政局一片混乱的时刻，做出撤换蒋超良，留用王晓东的决定，很明显是从湖北省委和省府工作的过度和延续性角度考虑的。

正如前面引述的多维新闻网中所回顾的那样，当时的蒋超良连个与继任者应勇当面交接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得到。那么不妨设想，假如当时的习近平一气之下把个湖北省委书记和省委第一副书记兼省长一起撤换，只会令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局面变得更为混乱和失序。而在应勇接替了湖北省委书记和王忠林接班了武汉市委书记之后的整个“非常时期“里，当时侥幸获许留任的省长王晓东内心也已经十分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工作过度”的角色。无论他再怎么任劳任怨地在应勇面前表现，自己从一线职务退出是早晚的事情，中央是断然不会给他新的机会的，根本就无所谓“戴罪立功”。

试想，为了证明中央对湖北省委“问责”的“力度之大”，习近平既然已经对蒋超良“挥泪斩马谡”，对资历比蒋超良要浅的王晓东应该也不会存有“不忍”之心。

原湖北省长王晓东。（Public Domain）

如上多维穆尧的评论文章中还分析说：本来，蒋超良出生于1957年，若非疫情影响，大概率可以稳坐位置到2022年前后，甚至也不排除有更进一步，或至少于全国人大或者政协“赋闲”一段时间的可能。

而依笔者之见，如果没有去年爆发的武汉新冠，蒋超良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然后在后年三月的全国政协会被安排一届副主席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但蒋超良再无前途，明年才满六十二岁的王晓东也百分之百分会不再出现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而在后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时年六十三岁的王晓东如果健康不出问题，应该会连任一届委员；而去年三月即已经被内部宣布处以党内“记大过”处分的蒋超良，则笃定不会被安排任何一种“发挥余热”的二线职务，无论是全国政协还是全国人大。

当然，他蒋超良毕竟是“专业人士”背景的前中共高官，退休后在其“专业”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还是会有的。

有心人都可能会记得，当初无论是从中央金融系统转战地方，出任吉林省长和日后再异地和升迁为省委书记职务的当口，无论是中国大陆境内还是外界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他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一家中国大陆境内媒体如此介绍蒋超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第一经济大省广东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冲击。蒋超良被火速派往人民银行深圳和广州分行，协助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王岐山处置金融机构风险。3年后，金融风暴过去，蒋超良也返回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2020年7月20日，一名工作人员在武汉的一家电影院消毒。（法新社）

此后，许多境外媒体在关乎蒋超良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都引述了如上内容。但这段报道与事实是出入的。

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在与李鹏进行国务院总理职务交接班工作的朱镕基向江泽民推荐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到广东省委任省委常委，一个月以后，即被“当选”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而在此之前，也是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的一九九七年三月，时任央行银行司副司长蒋超良被外放，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官至正司局级。也就是说，当年蒋超良赴广东的时间比王歧山要早九个月。

王歧山到广东处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蒋超良由深圳分行平调至正在组建的广州分行，任行长、党委书记。根据其官网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于1998年12月成立，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根据授权在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区)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分行机关内设38个处部室。下辖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1个，省会城市中心支行2个，地市中心支行31个，县(市)支行161个等，足见其权力之大，规模之广，毫无疑问是中国央行系统下辖的最重要的一个分行，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上海总部”。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视察武汉市火神山医院。（路透社）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早在朱镕基时代即已经建立和健全了“垂直管理”制度，即下级银行行长是由上级银行党委任命，地方省级和副省级待遇的市分行行长都是由中央银行党委任命，等于是中央银行的“派出干部”，组织关系上都不隶属于当地党委和政府。

也就是说，蒋超良在王歧山去广东之前，即已经出任的深圳分行行长是时任央行行长兼党委书记戴相龙任命的。而在王歧山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期间，蒋超良由深圳分行行长转任广州分行行长也是戴相龙决定，而不是他王歧山决定的。

当然，绝不排除当时的蒋超良被王歧山认为是执掌广州行有利于配合他王歧山应对金融风暴的工作，所以王歧山向戴相龙建议了调蒋超良去广州分行的可能。毕竟王歧山在赴广东之前晋见江泽民和朱镕基时，即获得了“中央金融系统会全力配合你，中央组织部、中纪委都会全力支持你”的承诺。

接下来，在深圳和广州的表现令戴相龙等人十分满意，蒋超良于二零零零年六月被调回北京央行，被直接安排在戴相龙身边担任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虽然当时还暂时是正司级局待遇，但二零零二年三月，他即被中组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随被身边人士相信“前途无量”。

蒋超良调回央行五个多月后，王歧山于二零零年年底被朱镕基召回，官升一级，获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当年的密友王小强在回忆文章中介绍说：“2000年12月7日，香港媒体报道王岐山调回北京。这是一次升迁，王岐山的级别从副部级升为正部级。这位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出色工作得到肯定，他成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主管经济改革部门的部长’。”

笔者的上述总结，是王歧山和蒋超良当年在工作关系上的“交集期”的全部。由此可见，所谓“蒋超良是王歧山大秘”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当然，习近平当年提拔蒋超良先任省府一把手，再任省委一把手的两个决策过程里，受过王歧山蛊惑的可能不是没有。毕竟蒋超良当初在央行深圳和广州分行的行长任职期间的专业表现和敬业精神，令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和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王歧山同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正省部级）周小川，被宣布接替戴相龙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此之前，戴相龙所交待的“后事”之一就是向中组部推荐安排蒋超良到地方“挂职”锻炼，于是蒋超良便被安排为湖北省的副省长。一年多后平级调回北京，出任了中国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随又先后转任刚刚“改制”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和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当时曾有消息说，因为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的背景特殊，所以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之始即被明确为正部长级。正因为有如此背景，陈元于二零零八年九月下旬被宣布转任该行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行长职务交给蒋超良之后，周围人纷纷祝贺蒋超良荣升正部长级。谁料中组部紧接着便内部宣布了从此国开行和其他 -- 诸如建行、交行等级别相同，都是副省部级机构的通知。而蒋超良到任之后，很快感觉自己不过就是陈元的傀儡，完全没有“行政一把手”的自主权，所以便央求中组部给自己“换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