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及《卫报》(The Guardian) 的分析，新闻媒体与记者在未来四年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的言论打压及自由威胁。《ProPublica》主编史蒂芬·恩格尔伯格（Stephen Engelberg）也公开撰文指出，此时此刻标志著美国政治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所有致力于揭露滥权的新闻工作者即将面对的严酷考验。

媒体困境：面对两极化的舆论压力

根据《纽约时报》内部会议记录，该报执行编辑乔·卡恩（Joe Kahn）强调，当前美国是“史上最分裂和极化的时代之一”。然而，《纽约时报》夹在左翼批评与右翼施压之间，往往动则得咎、“两面不讨好”：部分读者期待媒体能更直接揭露川普的“威权倾向”；右派则谴责媒体对川普的报道充满偏见。卡恩指出，无论来自哪个阵营，这些激烈的批评都试图将《纽约时报》推向特定政治立场，而这正与“独立新闻”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

在这种背景下，《纽约时报》的编辑群体希望能恪守新闻专业的“客观中立”。但要做到“客观中立”，洵非易事，尤其当政治极化的脉络下，同一则新闻报道可能被以相当不同的方式阅读和诠释。虽然这家顶尖媒体坚持其独立性，但仍难逃被批评为过份于拘泥于中立、或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的政治现实，亦即难以阻止川普对民主的公开威胁成为现实）。 

川普2.0：新闻自由面临的威胁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分析指出，随著“川普完胜，媒体大败”（Trump Wins, the Press Loses），川普第二任期可能对新闻媒体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早在2016年，川普就将媒体视为“人民公敌”。他对CNN、NBC等媒体长期持攻击立场，不仅公开斥之为“假新闻”，甚至在政治上动用权力压制言论。在2020年全国性抗议活动中，记者遭到暴力袭击的事件屡见不鲜，全美有超过640起对新闻记者的暴力袭击事件。 

随著川普的回归，美国司法部、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FCC）等政府机构可能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工具。根据“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施政蓝图，川普政府有可能撤销保障新闻自由的若干政策，可能会对揭露政府丑闻的记者进行诉讼，甚至威胁以“间谍罪”起诉。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反抗──面对权力威胁和潜在的打压手段，记者和新闻机构能否在高压之下坚守捍卫真相与监督权力的理念，成为新闻界的重大考验。 

这些变革不仅可能针对传统的“调查报道”，也可能波及其他政治敏感领域，例如边境移民及抗议报道。自由新闻基金会的柯斯汀·麦克库登（Kirstin McCudden）指出，边境巡逻机构在缺乏清晰的内部约束下，有可能直接针对记者，而新闻工作者甚至可能被视为威胁国安的“间谍”。这种氛围会严重威胁记者的采访权利，新闻媒体对川普政府的监督也将更加艰难。

恩格尔伯格在《ProPublica》的文章中指出，川普第二任期将带来一波新的威胁。上任伊始，川普即计划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mass deportation），势必将大幅影响美国数百万非法/无证移民的生活。恩格尔伯格强调，无论执政者是谁，媒体的职责都是坚持客观立场、揭示政策的真实影响。新闻工作者应当保持一种“无畏无私”的报道精神，不惧任何压力，以“数据驱动、事实为基础”的方式，揭露权力滥用的后果。

内外压力下的新闻机构：自我审查与“预期服从”

英国《卫报》总编辑凯瑟琳·维纳（Katharine Viner）指出，川普对新闻媒体的轻蔑已经昭然若揭，未来四年他将进一步打压新闻自由。这不仅会影响美国的新闻媒体，还可能扩及国际，造成新闻自由在全球各地受挫。

维纳回顾2016年川普首次上台时，《卫报》如何坚持报道川普威权主义对民主的威胁，而没有将其“正常化”或“淡化”。“在动荡的四年中，我们从未轻视或正常化川普的威权威胁，”她强调，川普的谎言在1月6日国会暴动事件暴露无遗，让人看到这些谎言对民主的真实危害。如今，川普即将重返白宫，带来的威胁将更为深远，涵盖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美国民主、女性生育权、不平等，以及环境与气候变迁前景等。

《卫报》列举川普及其团队针对媒体的多种威胁，包括司法部长或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热门人选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曾经公开宣称“将追究媒体人”，并且在“2025计划”中提出更方便扣押记者邮件和电话记录的措施。曾任《纽约时报》最后一任公共编辑、现为《卫报》专栏作家玛格丽特·苏利文（Margaret Sullivan）更直言，“川普对记者、新闻媒体及美国和全球的新闻自由构成明确威胁。” 

然而，相对于《ProPublica》、《卫报》的挺身捍卫新闻自由，已有许多新闻媒体内部开始出现自我审查，以及耶鲁大学历史学者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称为“预期服从”（anticipatory obedience）的现象，即新闻媒体因预见未来压力而选择自我审查或收敛报道，并且避免刊登具有批判性的内容，以降低潜在风险。 

一个典型例子是《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两报在这次大选前皆未发布背书支持贺锦丽（Kamala Harris）的社论。此举激怒自由派读者，导致数十万订户取消订阅。在这种“自我审查”影响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可能弱化对当权者的批判力度，并且失去读者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前《华盛顿邮报》主编马丁·巴伦（Martin Baron）批评，这次《华盛顿邮报》于选前突然撤销政治背书的作为相当不智，等于是对川普发出错误讯号，鼓励他今后可以得寸进尺。他认为，媒体应该“坚守真相的力量”，不因外部压力而轻易改变立场，否则将面临公信力崩解与忠实读者流失的双重危机。

左翼对新闻机构的批评：公正报道的困境

除了来自右翼的批评，新闻媒体也面临自由派的质疑，尤其在报道川普和拜登的方式上。《纽约时报》的编辑曾坦言，越来越多的左翼读者认为《纽约时报》过于“温和”，未能充分揭示川普的威胁性本质。媒体学者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指出，媒体往往在报道中追求“两面并陈”或“伪中立”，导致极端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恶形恶状在报道中被弱化、淡化。这种现象被称为“理智清洗”（sanewashing），即透过淡化事实来为偏激行为制造一切如常的“正常化”假象。这种“两面并陈”或“伪中立”新闻报道方式，不仅削弱了对川普言论与行径的批判力度，甚至反而可能助长其威胁性。 

2024年选举期间，左翼的愤怒情绪更加高涨。许多自由派读者认为，如果媒体对川普的报道更加直白，或许能有效地防止其再次当选。评论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即指出，过往的报道方式过于含蓄，反而更加巩固川普的权力基础。

媒体应对策略：强化独立报道与自我反思 

在这样的时代脉络下，许多媒体机构开始意识到，需要加强独立报道来回应当前的挑战。然而，报业经营的经济压力也是一大难题。由于广告收入持续减少和订阅收入尚不稳定，新闻媒体缺乏与威权对抗、或是有效监督政府的底气。

面对这些威胁，维纳表示，《卫报》将继续站出来捍卫新闻自由，并呼吁公众支持那些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机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压力。她强调，这场持久的抗争需要“勇敢、财力充足的独立新闻机构”，“这些报道必须能够拒绝金主的压力，不会因为害怕白宫报复而动摇立场。” 

此外，媒体还应强化独立报道资金来源，减少对广告和资本的依赖。维纳强调，这是媒体生存的根本之道。新闻机构可以透过订阅和募款模式，让读者参与新闻自由的保卫战，增强媒体的财务自主权和抗压能力。这样的改变不仅是经济模式的转型，也是价值观的重塑，使新闻真正成为“公民的第四权”，不受政商力量的过度干预。

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使命 

在政治极化、舆论压力和威权威胁并存的环境下，新闻媒体的角色尤为重要。今天的美国媒体面临的不仅仅是保持中立的挑战，更是确保真实资讯流通、保障民主的挑战。川普第二任期的潜在威胁让许多媒体组织认识到，若想继续扮演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必须坚持揭露真相、保护消息来源，并勇敢面对来自不同政治力量的施压与攻击。

《ProPublica》主编恩格尔伯格引述该报资深编辑杰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的话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敢于监督权力的时刻。”面对忽视与冷遇，甚至法律威胁与暴力恐吓，新闻工作者必须在逆境中坚持信念，绝不因困难而退缩。 

新闻自由不仅是美国社会的基石，也是世界民主国家共同的价值观。若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因压力而选择自我审查，这将是一种危险的讯号，也将形同鼓励其他国家的威权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压媒体。正如《卫报》总编辑维纳所言，对独立新闻的支持不仅是美国人的责任，更是全世界需要捍卫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