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军区是边防省军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有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从1990年任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2003年在省军区司令员岗位上卸任，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作为省军区领导并负责外事工作，与俄罗斯的远东边防管理局（远东边防军区）、太平洋边防管理局（太平洋边防军区）进行了13年的外交往来，历经了中俄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一个特殊时期。

一

1985年至1989年，在中苏关系呈现“解冻”态势的时候，我先后出任了与苏联毗邻的黑河军分区、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邓小平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新的中苏关系发展方针。

1989年9月12日，在中苏两国领导人北京会晤的第四个月，前苏联远东边防军区司令布坚克少将以个人名义写给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邵昭一封信。信中，布坚克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为名，提出“远东边防军区与黑龙江省军区领导进行一次会晤，以协调边境地区的管理，将双方边防机关的关系做进一步发展”，就此布坚克提出“8点建议”。布坚克在信中明确声明此举是落实“苏联边防军人和全体苏联人民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实现苏中关系完全正常化，把两国边防部队及其机关之间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两国边境管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意愿。因为要向上级报告请示，我们没有立即回复，但实际上两国关系已经进入“融雪”阶段，身在大环境中的军队，除了有所感受，也不自觉地介入了——在此前的边境贸易活动中，为两岸搭桥的便是我边防代表（后改称边界代表）。

实行关系正常化之前，中苏边境交往的所有渠道都封闭了，唯有中苏双方边防代表为边境管理事务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这一条渠道畅通。1982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放出和缓信息。当年，去苏联会谈的我方边防代表便受到不同从前的礼遇——苏军边防代表主动提出与我边防代表合影留念。时任黑河管段边防代表苑和，在一江之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会谈时，意外接到该市苏中友好协会主席致黑河中苏友好协会主席的一封信。此时此刻，苏方在信中表达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与黑河两市（地区）交流的友好意愿。我们分析起来，这一美好意愿，是有着多重含义的：表面看这是地方政府（阿穆尔州）对落实勃列日涅夫和平信息的响应；而深层次来看，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经济发展需要与改革开放的黑河恢复中断多年的贸易往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黑河地方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但是毕竟地处祖国北部边陲，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受到交通运输的制约。而处在一江之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工业较之黑河发达，但他们的农副业产品却十分短缺。双方都迫切希望打开邻居家封闭已久的边贸市场。于是我们的边防代表便根据形势的需要，经上级批准，充当起了两岸互换文件的“信使”。

终于，在1987年夏季的一天，中苏这两座边境城市成功地进行了第一笔交易。事过20余年，如今黑河已成为中俄贸易大型口岸，黑河人民依然记得“第一笔交易”的佳话，即“黑河的一船西瓜换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一船化肥”，那是“解放军的运输船与苏联海军的运输船拉着西瓜与化肥在江中心交换的”。

坚冰已经打破，苏联军方客人便一批批访问中国，访问哈尔滨。仅1990年，我作为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就陪同司令员在哈尔滨接待了来自苏联远东军区访问沈阳军区的代表团；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代表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6月9日，那位曾致信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远东边防军区司令布坚克将军又来“敲我们的门”了。布坚克将军随苏方一个地方代表团来到哈尔滨访问，提出拜会省军区司令员的要求。经上级批准，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邵昭少将与俄远东边防军区司令布坚克少将在哈尔滨实现了第一次接触，一次非正式的会谈。

二

1992年盛夏，应俄罗斯远东边防军区和太平洋边防军区的邀请，经上级批准，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唐作厚率领代表团出访俄罗斯远东地区，我作为参谋长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出访。这是黑龙江省军区自成立以来，第一次跨越界江，访问临国边防军区。因此，从总部到军区都很重视。国防部外事局派主管参谋慈国巍同志指导并担当翻译。

时年6月24日，我们由黑河出境，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入境。已晋升为中将的俄远东边防军区司令布坚克亲自到码头迎接我们。我们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参观一天。翌日，乘坐布坚克将军专机到达远东边防军区机关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市，进行工作会谈和访问。按计划，远东边防军区访问结束，要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对太平洋边防军区进行访问。但时逢太平洋边防军区司令鲍鲁琴科将军正在我国上海访问，他一定要亲自接待我们到访，并正在改变访问行程，提前返回。盛意难却，我们只好从哈巴罗夫斯克乘船回国，到虎头休整。待鲍鲁琴科将军回国后，我们代表团又从虎头出境，到俄边境小城伊曼乘专机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两位边防军区司令的热情接待，足见俄罗斯边防军区对我们来访多么重视。

我们没有忘记俄罗斯这三座城市的中国名字。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名字叫“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名字叫“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名字叫“海参崴”。1858年至1860年间沙皇俄国吞并了这片领土。虽然屈辱已成历史，但是身临其境，心情依然沉重。

我记得，在哈巴罗夫斯克，主人把我们领到立在黑龙江边的穆拉维约夫的雕像前，提议在雕像前合影留念。穆拉维约夫是老沙皇开发疆土的“功臣”，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其树立的这座雕像，他一手拿“瑷珲条约”，一手持望远镜，隔江远眺我国北方领土。无论是历史史实，还是雕像的构思，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拒绝了合影，并直率地说明了理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逢该城“建城”132周年纪念日，当主人邀请我们参加庆祝活动时，我们也拒绝了。好在两地的主人都理解并尊重我们中国军人的感情。此后，接待中国军人，他们不再安排参观穆拉维约夫的雕像。

事过半年，1992年12月，叶利钦访华，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视对方为友好国家。这一方针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有深厚基础的。

1992年这次出访，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俄边防军的体制、任务和职责以及训练、执勤、管理等情况。同时也向对方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部队管理理念上、执勤训练上、基础设施上，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对改进我们的军事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参观了隶属远东边防军区的马尔克沃哨所和西郊哨所，访问了远东边防军区和太平洋边防军区机关。我们发现，俄罗斯边防部队的军事训练是以执勤为中心的，射击、执勤、体能训练为主要军事训练课目。每个哨所都建有完善的勤务训练场、体能训练场（健身房）和射击场。而我边防部队还沿袭传统的陆军训练内容，没有突出边防执勤的特点。俄军的日常管理突出实用性、注重实效性。如，哨所（相当连级）军官必须在岗在位，在营门处和兵舍门处分别有军官、士官坐班执勤，掌握人员执勤及活动情况；为防止执勤、训练发生武器伤人，每个哨所门前都建“验枪台”，凡动用枪支均到此台前验枪；为保障执勤需要，哨所设有“烘干室”，解决执勤人员烘烤衣服、鞋和包脚布；哨所还设有“补觉室”，则是专门为夜间执勤的哨兵准备的“小招待所”，以便士兵执勤归来，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养足精神，继续执勤。俄军重视政治工作，其政治工作是以弘扬军人的荣誉为特征的。我们看到俄方的哨所均有荣誉室，边防军区（相当军级）设有博物馆；边防军区有文工团，文工团的演出水平很专业，远东边防军区的文工团有多名国家功勋演员。在我国黑河张地营子对面有个马尔克沃哨所，这个哨所在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过一位英雄，名叫巴甫连柯。今天，哨所不但立有他的雕像，寝室里还放着他的床铺，每日点名必呼叫他的名字。想一想，这个英雄人物已经牺牲60多年了，哨所的士兵一如既往地纪念着他，着实令人感动……

三

我国与俄罗斯，1994年建立新型伙伴关系，1996年建立“平等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中俄国界管理制度协议”和“中俄边防合作协议”，使中俄两国边防部队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法律基础。我们积极与俄对应的边防军区开展友好交往活动。继1994年俄远东边防军区实现对我正式访问后，我们与俄对应边防军区先后组织参观边防分队；派军事观察员代表团观摩边防军演习；进行船艇互访；组织边防分队体育交流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央军委命名“黑河好八连”的电视新闻被俄边防军收看后，他们立刻派布拉戈维申斯克地段的边界副代表卡卡耶夫上校率团来黑河八连祝贺，并以布拉戈维申斯克西郊哨所的名义赠送八连一块牌匾。

随着中俄关系不断提升，我们与俄边防部队交往更加频繁、边境管理工作愈加务实。1999年，在我出任省军区司令员的第三年，边境局部地区中俄双方违规现象呈上升趋势。我预料这个问题在9月份的例行会谈中将成为重点议题，因而这次会谈是不会轻松的。

戈尔巴赫，1994年接任远东边防军区司令，上任不久便率团来访。这是他出任远东边防军区司令的首次出访，又是俄远东边防军区首次正式访问黑龙江省军区，他希望此次出访谈出一个成果——双方能够签署一个文件。我作为参谋长陪同司令员王贵勤会见戈尔巴赫一行。接待中，戈尔巴赫提出访问结束双方要签署“纪要”。在他看来这是访问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他从入境到会谈多次提及。我方在上级批准的接待方案中明确不签署文件。尽管在会内、会外活动中，王贵勤司令员反复解释，对方仍感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双方友好关系刚刚建立，有必要签署一份没有实质内容的会谈“记录”，既能增进友谊、加强信任，又能满足对方要求。经研究向上级建议双方签署会谈记录的理由和内容，并很快得到上级批准。当我们把这一意见传达给戈尔巴赫，他非常高兴。当晚就餐时，还主动端起酒杯向我们表示谢意。我们对他的意见予以尊重，对他的工作给予支持。同样，当我们按着既定原则办事的时候，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比如，他在接待我们时，充分考虑我们的感情，不带我们到有纪念达曼斯基岛（我称珍宝岛）阵亡者内容的边防军人纪念馆参观，而是安排我们参观卫国战争纪念馆。1997年，我作为司令员首次率团出访，戈尔巴赫给我相当高的礼遇——他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将我请进他的办公室。而据我所知，边防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是从不对外开放的。

凭4年的交往，我认为，戈尔巴赫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他不会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说事儿。重要的是，我们边民越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认这个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有实事求是才会赢得对方的尊重，才能切实解决问题。这是友好相处、建立互信的基础。

我利用政府官员、军官、记者在场的时机，主动宣传双方合作的成果，重点阐明了“三个共同观点”：即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两国两军达成的协定协议是双方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加强合作，保持边境地区稳定，促进边境经济发展，是双方的共同愿望。随后，我又详细介绍了中方在边境管理上的积极态度及所采取的措施，强调发展双方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将促进双方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最后，我说：“愿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架起一座友谊和平之桥，让我们子子孙孙在大江两岸再也听不到枪声。”关于边界地区“再也听不到枪声”这句话，还是在1997年10月17日，我以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身份，首次率团出访俄远东边防军区与戈尔巴赫达成的共识。戈尔巴赫觉得这句话准确、形象、响亮，便作为双方会谈的主题词，登载在远东边防军区的《远东边防军人报》上。看得出来，戈尔巴赫很在意这句话。此时此刻，我说出这句话来，不仅引起全场的共鸣，戈尔巴赫也走上前来与我紧紧拥抱。

进入工作会谈，气氛便骤然冷清下来，双方针锋相对，谈得很不愉快。于是，我建议“一加一会谈”，即我与戈尔巴赫单独会谈。这是从未有过的会谈形式。我与戈尔巴赫之所以能够想到单独会谈，一是两人间曾有过默契的配合；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再一个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相互坦诚交流，更容易达成共识，打破僵局。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我与他就中方边民越界捕鱼及在拒捕中将俄边防军人打伤、俄方边防军人抢我边民物资、向我边民开枪等问题达成共识：不要在我们双方管辖的边境地区听到枪声；不再将对方作为假想敌。“一加一会谈”使工作会谈取得了预期效果。

　　四

我们与俄方，沿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共管2000多公里，我方以军分区、团为单位分管9个管段，俄方以总队为单位分管7个管段，双方边界代表每年举行多次会谈会晤，由于各管段情况不同、对法规理解不一，造成各管段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如何提高各管段边界代表处理边境事务，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共同心愿。于是我和戈尔巴赫不约而同地想到，通过边界代表集体会晤的办法，共同协商边境管理事务。通过认真准备，2002年1月22日，我们实施第一次边界代表集体会晤。

我方9个有边防管理任务的边界代表（多为军分区领导），俄方是7个边界代表（多为边防总队的总队长）。会晤地点我们选择了中俄双方的模范管段：“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管段，第一天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第二天挪到黑河市。活动内容包括：阅兵、参观执勤设施、江上勤务演练、会谈等。中俄双方都给对方以最高礼遇。俄方阿穆尔州的州长科罗特克夫，我方的黑龙江省省长宋法棠，分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黑河市会见与会的代表。

活动中，我们向俄方展示了我边防建设的成果。在边界管理上，我们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系统、指挥通信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巡逻监察系统、多维观察系统、边界报警系统、勤务统报系统、辅助决策系统8大系统联网，这令俄方边界代表赞叹不已。戈尔巴赫说：“中国边防建设变化太大了，已经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我们回去一定要努力工作，尽快追上你们。”

“黑河好八连”作“哨兵勤务演练”时，逢“大烟泡”（暴风雪）天气，寒风刺骨，代表团成员不少人拉起了大衣领子，但戈尔巴赫则一动不动地关注着演练的进程。八连执勤哨兵灵活机动，快速反应，及时潜伏、出击，在极为恶劣的气候下实施了快速抓捕犯罪分子，赢得了俄方代表的阵阵掌声。

2002年6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俄方邀请，去参加新老局长交接仪式。

戈尔巴赫把我请来，是要亲自把我介绍给他的继任者——瓦利耶夫中将。他希望业已建立起来的俄中边防军人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传承下去。

在两军交往史上，戈尔巴赫创造了一个范例：本国军队指挥员交接，请友军参加，这一举动令人钦佩。

6月12日俄方新老局长交接仪式如期举行。我在致词中回顾了自1994年戈尔巴赫将军领导远东边防管理局以来，中俄合作的一个个成果：双方建立和完善了领导会晤机制、边防合作机制、平等互信机制等等。当我特别讲到，我们共同提出的“不要在我们的辖区听到枪声”已不仅是一句口号，而已成为事实时，戈尔巴赫激动地转过身子紧紧握住我的手。

新老局长共同把我送上码头。戈尔巴赫一步跨到艇上，再次握起我的手并紧紧拥抱，他对我说：“希望我们再见面。”

巡逻艇在江上行驶。我回头望去，戈尔巴赫仍站在码头上，向我挥手……